材料   将外来思想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并为我所用，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大特点。而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碰撞下，近代中国围绕着时代主题，先进的中国人相继从多个层面积极地回应西方。出于自我救赎的迫切需要，西方思想的接受者们并没有一味地盲从某种思想，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寻求这些思想与中国问题的契合点，要求这些思想能够“有的放矢”“为我所用”，表现出极强的目的性和工具性。

——摘编自宋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近世思想史背景》

材料一   伏尔泰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它与欧洲盛行的那种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出于对法国专制制度和暴君统治的深恶痛绝，启蒙思想家们盛赞中国的法律和道德。孟德斯鸠认可中国的孝道“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由于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和向往，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强烈的“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取向。

——摘编自陈超《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 陈独秀等急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对西方文化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也是出于民族救亡的需要。他们把人民看作是“无知”、 “落后”的一群，自命为“先知先觉”者。启蒙思想家讨论了保证政治自由的政制、法律，提出了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人权原则和立法原则，法国百科全书派以《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作为工具，来宣传他们自己的理论并应用到一切知识对象上去。

——摘编自陈国清《论中、法“启蒙运动”的若干差异》

材料一

材料二   秦汉帝国建立了“天下国家”体制，而精耕农业、儒家思想与文官组织也成为中国文明的特色。秦汉时代发展了精耕农业，也由此发展了以农舍工业为商品生产基地的全国性市场经济体系。庞大的市场网，依托于一个联系全中国的道路网，其中干道的路线，至今仍是公路，铁道及重要水运航线。秦汉时代中国文化经历了一次全盘整合，先秦思想学派，如百川汇海，终于融合为中国文化的思想模式。汉代中国的政权逐渐走向开放，七国之乱后，宗室渐渐失势，汉代中央及地方官吏由别的途径晋用，不是恩荫即是察举。汉代对四邻的关系不是划境自守，而是开放。四百年的长期安定，汉代各地之间人才、观念与物产都经过不断的流动与周转，各种资源匀散于全国各处，形成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容。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一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   中世纪教会统治时代，人们认为夜里魔鬼出没，异端活跃，它们都是上帝的敌人。每当夜幕降临，城门关闭后，宵禁和治安巡夜就开始了。此时，街面上空空荡荡，室内停工歇业。

15世纪初，欧洲一些城市要求临街住户在一些指定的夜晚挂出油灯、蜡烛等灯具，其目的不是考虑市民夜行，而是改善治安条件。

17世纪，夜生活开始出现，但大多数市民还没有介入夜生活，普通商店仍然是蜡烛一亮就关门。到18世纪初，一些曾属贵族圈子的娱乐活动开始扩及民间。例如化妆舞会，普通民众只要买一张票就可参加，舞场上点起的蜡烛多达500支，舞会一直持续到半夜。

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上半期，剧院、俱乐部、赌场、酒馆成为欧洲人夜生活的主要场所。汽灯很快普及，灯光的使用已超越了实用照明的范围，成了一种炫耀和吸引眼球的手段，强烈地刺激了人们的购买欲。与此同时，夜晚劳动的行业比比皆是，劳动时间向夜晚不断延伸，夜班工作制形成。

19世纪90年代，英法等国相继实行8小时工作制，采用两班制或三班制劳动。三班工作制把整个夜晚都纳入劳动时间，夜以继日终于成为现实。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夜班劳作没有减少，电讯、交通、能源供应、新闻媒体、医疗健康，以及一些商店和休闲场所，都提供24小时服务，更多的劳动者在夜间忙碌。

——摘编自俞金尧《资本扩张与近代欧洲的黑夜史》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一   从先秦城隍的源起看，城隍本是作为自然神来崇拜的。从汉代开始，人们将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化为城隍神。各地城隍庙崇奉的神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实体，多是正人直臣或造福地方百姓的忠烈义士在死后被追尊为城隍神。唐代开始，城隍崇拜得到普及。入宋以后，朝廷对祠神赐封的制度逐渐完善，城隍崇拜被正式地纳入国家祀典。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使民众主体意识增强，宋代树立的城隍神带有强烈的人格化色彩。人们的城隍崇拜已经糅合了诸如善恶报应、礼仪道德等思想观念。

材料二   自明代朱元璋确定了城隍的地位后，城隍崇拜在明清时期就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更强烈的政治色彩。明清时期将祭祀神祇与官员治理地方结合起来，《明史·职官志四》记载：“布政史掌一省之政……祀典神祇，谨其时祀”。明清时期，人们赋予城隍神的职能涵盖了民众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城隍神由最初守护城池的单一功能，演变为负责整个城市的秩序平安、水旱吉凶和冥间司法等事务。民众赋予城隍神最大的权限，上到国家的政治稳定，自然中的风雨雷电，下到百姓的升官发财，民间婚姻求子，城隍神无所不管。

——摘编自邢薇薇《郑州文庙、城隍庙所存碑刻资料整理与研究》等

材料   2005年4月19日，全球逾10万人参加了一项名为“物理照亮世界”的“光束传递”活动，纪念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中国和美国各大报纸评论了这一活动。

——摘编自《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