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宋朝行政体制中，向有“州郡为本，县为末”的理念。北宋徽宗以后，县赋税负担沉重，士人多不愿出任县令之职。南宋与金对峙过程中，众将领兼领地方诸路财权，分割朝廷在地方的财利，逐渐形成地方财政分权的严峻局面。南宋绍兴六年（1136），宋高宗下诏选浙西十四县、浙东九县、江东八县、江西四县、福建四县和湖南一县，合称“四十大邑”。四十大邑的知县多由政事堂直接任命，并给予其州通判的待遇。以此为契机，政府明文规定“不任县令不除（担任）监察御史”“初改（提升）官人必作令（县令），谓之须入”，并禁止在县一级增税。此后，县级行政逐步作为南宋官僚群体施展抱负的晋阶之地。秦汉以来以郡为地方行政中心的状况逐渐改变。

——据吴业国《南宋“四十大邑”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