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训以“家书”或“令”的形式为主，世家大族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内容从修身到治学，从处世到事君。唐政府推广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家训的经验，强化基层教化。唐《柳氏家规》是家训史上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家法。宋《袁氏世范》最初是袁氏家塾训蒙之作，因其“厚人伦，美习俗”，经版印后广泛流传。这一时期还诞生了大量家训诗，内容涉及报国恤民、为官廉正、重节崇德、耕读传家等明清时期，上至帝王显宦，下至普通百姓，多有家训问世。明代家训纷纷引用朱元璋亲制的《圣谕六言》，特别注意求子弟修身养德，“做个好人”，“学而优则仕”。同时还有宣扬勤道、诚实等商德准则的，比如清代官商胡雪岩的“五字商训”。此外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了记录手工艺和科技的家训。
——摘编自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等
材料二 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以其严格的家风著称。在他写给家人的115份家书中，谢觉哉常教育子女：“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也希望你们这样，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不辜负国家和人民对你们的培养。”建国初，儿女们得知父亲做了“大官”，希望得到一些“照顾”，到城里工作。谢觉哉写信告诫说服子女们，在农村老家搞好生产生活，安分守己，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谢老的家书，反映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红色家风”
——摘编自郝建良《做官就要做“焦官”——从＜谢觉哉家书＞看家风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家训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家训所折射出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红色家风”的主要内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建设家训家风的社会意义。
材料 “重阳节”的昨天和今天
| 先秦 | 秋天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祀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 |
| 两汉 | 过重阳节的习俗由宫中传至民间。“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可令人长寿”，官民“自发向家中老人叩首”成为风尚。 |
| 魏晋 | 当时道教宣称，“九为阳数，九九极阳，最为大吉”，各地道观往往举办道场以求长寿。佛寺则举办法会，由年老高僧诵念佛经超度亡灵。 |
| 隋唐 | 重阳节被定为正式节日，宫廷、民间一起庆祝重阳节，除举行赏菊、饮酒外，主要举行敬老之类的诗会，县令、保长会携带各类果品慰问年满六十之老人。 |
| 两宋 | 重阳节更为热闹，《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分别对北宋开封和南宋临安做了大量生动的描绘，皇宫中帝妃吃花糕、赏菊，民间则流行荡秋千、游街市、访亲友，瓦肆、勾栏通宵达旦说唱尊老、助老的话本。以后，历代皆然。 |
| 2012年12月28日 |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明确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 |
——摘编自杜尚侠《中国民俗文化丛书：重阳节》
分析材料，提取有关“重阳节”发展的信息，并运用所学相关知识加以说明。（可以就重阳节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也可以比较或者概括其中两个时期有关重阳节的特点，并加以说明。要求：明确写出所提取的信息，说明须有史实依据。）
3 .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介绍外国历史地理著作的问世，打开了国人嘹望世界的窗口，初步产生了真实而朦胧的世界观念，同时摒弃了“天朝大国”的守旧意识。从19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甲午战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多渠道传播输导到中国，都是以西方近代国家理念为坐标，宣扬了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无形中构成对君权至上的天朝意识的挑战。在维新人士中，严复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译介给国人，用进化观念观察社会和国家问题。梁启超热情传播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坞的三权分立说等理论。孙中山也主张，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民国，“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摘编自李华兴《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政治统治的基本特点，并分析形成上述特点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推动近代中国国家观形成的历史因素。
材料一 从很早的时期起，血缘亲族关系纽带在希腊社会中就被打破了。公元前6世纪，克利斯提尼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打破和改造雅典社会结构中残存的血缘亲族组织。希腊城邦不是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商业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航海贸易往来的频繁和扩大，大量外邦人迁入定居，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腐蚀和瓦解了古希腊社会中的血缘亲族组织。
——摘编自《古代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
材料二 从秦朝建立到五代十国时期，宗族在封建国家的建立中不断被分解、变异。秦朝仍实行“家天下”的政治统治，血缘亲疏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西汉文景期间，地方宗族开始利用宗族关系建立自治共同体，并逐渐发展为影响中央集权的强大集团。汉武帝时，“徙强宗大族，不得族居”。东汉时，宗族以士族门阀形式持续到了魏晋时期。隋唐时期宗法受到巨大打击，但因其顽强生命力，并未全被排除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由宋代到清代，宗法逐渐内化为主体政治结构的潜在因素，一改以往的贵族存在模式，将自身形态深入民间基层，形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群体，既维护了宗族的长治久安，也稳定了国家政治体制。
——摘编自王露《中国古代宗族与臣民意识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雅典血缘亲族组织削弱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血缘宗族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政治制度角度，分析血亲组织变化对古代中国和雅典的不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