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世纪里19个侯国的人口增长(部分)
侯国 | 所在 郡国 | 初封时 户数 | 国除时 户数 | 年代 (公元前) | 年增长 率(%) | 人口密度 (人数/平方公里) | 今地(摘者 注) |
魏其 | 琅琊 | 1000 | 3000 | 201-154 | 2.4 | 45.9 | 山东青岛 |
绛阳 | 济南 | 740 | 1500 | 201-153 | 1.5 | 87.5 | 山东济南 |
郭 | 沛 | 8000 | 26000 | 201-152 | 1.6 | 5.5 | 安徽淮北 |
成 | 涿 | 2500 | 5600 | 201-151 | 1.6 | 48.8 | 北京 |
曲周 | 广平 | 4000 | 9300 | 201-148 | 2.8 | 177.4 | 河北曲周 |
柳丘 | 勃海 | 1000 | 3000 | 201-143 | 1.9 | 35.4 | 河北黄骅 |
资料来源:《汉书》,卷16。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页236~237。李氏的表中日期多有错误,这里已予以改正。人口密度的数字采自劳干:“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第2期,页215以次。劳氏制表的材料是公元2年的,取自《汉书》卷28。年增长率是根据内推法得出来的,参见史密斯(T.L. Smith)、劳普夫(P.E. Zopf) 《人口统计:原理与方法》,页552~553。
——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1)提取表中相关信息,说明其对研究西汉历史的史料价值。(2)据表格资料来源,归纳形成表中研究成果的方法。
内容 | 出处 |
“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满足指标),不合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 | 桓宽《盐铁论》 |
“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山阳、东郡、汝南皆为郡县名称) | 班固《汉书》 |
“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粗劣),贾(通“价”)或强令民卖买之。” | 司马迁《史记》 |
A.垄断性经营破坏平等竞争机制 | B.官营经济冲击了中央集权体制 |
C.官营手工业经营管理亟需调整 | D.私营手工业发展缺乏良好环境 |
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乡村治理形态发生变化的原因,并说明近代乡村建设试验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