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时期，天子和诸侯都建立了“三朝”制度，其中的“外朝”是指天子“大询众庶之朝”，即国家在面临重大的事件时向普通民众咨询意见、宣讲政令的集会，这种咨询活动就具有政治协商性质。秦汉以后，随着皇权专制体制的确立，“朝议”制度就逐渐成为国家决策的关键形式，有争议的当朝议论，谓之“廷议”，有些事皇帝不在朝会中提出，而“下其议”于一定范围的官员，谓之“集议”。东汉末年，面对外戚宦官的专权，群聚京师的太学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议运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典论，标志着“清议”成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表达政见的一种方式。唐代谏官制度得以成熟和完备，唐太宗积极倡导，使谏译成为风气，犯颜直谏的事例屡见不鲜。宋代以后，谏官制度逐渐变异衰微，谏官制度到明清时已名存实亡。

——摘编自卢兴、吴倩《中国古代政治协商传统的思想内涵与基本特征》

材料二   随着形势的急剧发展，中共对建国程序作出重大调整，“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成为新的选择。可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这一代表民意的特殊形式，集中体现了广泛的人民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取得了合法地位。《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政权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就决定了“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过渡性。当1952年底新生政权已基本巩固，进行全国普选进而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方面条件已基本具备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便呼之欲出了。

——摘编自覃敏健《试论“一届政协”的历史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