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郡内设置“监”这一官职。汉初，各地方不定期派遣御史去监察。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则"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縻间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颁布“推恩令”，还三次大规模地出击匈奴，使匈奴远遁漠北。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这样，充分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监察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基本摆平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纯监察制度是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察州制，故清顾炎武称"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材料二   东汉建立之初，为迅速消灭割据，加强地方军政协调统一，以应战时需要，光武帝往往拜心腹重将为州牧（刺史），或委任原割据势力头目为州牧，以笼其心，祚其力。因战时经济政治的需要，光武帝还扩大了州牧对地方政务的参与权，并且自光武帝时，州牧在政务上也领导了郡守。不过，刘秀令州牧统兵、领郡县乃为迅速平定各地军阀割据混战之需要，其后，"遂罢州牧，复置刺史"，然光武及继承者在剥夺州牧军权的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其行政权力，乃至后来又不得不在一部分乱州重新委任刺史领兵作战。这一时期，刺史、州牧虽有反复，但无论是州牧，还是刺史，其主要职能乃是地方官之治州抚民。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内亲民政，外领兵马”，势大权重，跨州连郡，割据混战。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材料一   一般情况下，中国古代新政区的设置多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人口的逐渐增加而从容进行。王朝初建，出于开疆拓土的需要，有大量政区同时建立，如秦征服南越后，设置桂林郡、象郡和南海郡，又在北方置九原等郡。也有雄才伟略的帝王，为现固国家统一而对四夷用兵，设置大量新的行政区，如汉武帝元鼎六年起，“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今广州）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隋末天下大乱，晋阳李唐为了壮大势力，表示凡归附者都给予州刺史的名号，因而大量“权置州郡”，州数膨胀到五六百之多。因此，唐太宗于贞观元年将全国划分为10道，分辖各州，形成了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划模式。元朝在全国各地设置行中书省代行政府管理职能，边疆地区的云南等地也建立起了行省，省制逐步成为后世历代地方行政区划的最高层级。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中国古代各中央政府为了提高政权运转效率通常会减少地方行政层级，但自秦国推行郡县制以来，任何朝代的基层政区都是县，也从来没有被取消过。但为了解决管理幅员过大和军事问题又会设立监察区和军管区，这些非行政区最终演变为州、道、路、省等地方高层政区，使得地方行政层级变多。秦朝在郡政区实行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汉朝设置13州刺史，唐朝设道对地方派遣监察官员，宋朝设置互不统属的路，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地方行政层级的变动无不是中央加强集权的创新。自古以来，财政就在行政体制中占据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商鞅变法中制土分民、履亩而税、重农抑商等财政改革措施，保证了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形成和完善。以后各朝从国家安全出发，同时也为了涵养财源，徒民边塞，实行军民屯垦，建立起都尉、都督、都护府或都司卫所等军管型的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并逐渐融入地方行政层级中来。

——摘编自成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及启示》

材料一   秦的治国理念存在致命的缺陷：它只坚信旧时秦国管理实践中形成的法治经验，单纯推行“以法治国”来统领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庞大帝国，根本上忽略了社会和人的思想情感的复杂性，强抓“政统”而缺乏“道统”，只抓“法治”而没有统摄人的思想灵魂的意识形态。加之立国日浅、始皇早逝、奸臣作祟、统治者残暴腐败等因素，大秦帝国最终走向了灭亡。

——摘编自陈鷟《春秋战国及其对后世中国的影响》

材料二   秦汉的中国已经凝聚为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系统。政治力量的渗透到达了底层，察举制度将人才的流转也组织为庞大的网络；经济力量将全国纳入一个巨大的网络中，帝国体制也在经济层面笼罩全国；而在文化发展方面，经过共同使用一套文字系统，以及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正统，建构起具有一定水平的价值观念。这三重凝聚，使中国不仅在内部逐渐聚合为坚实的共同体，而对外也具有强大的自卫能力和吸引力。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