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因为诸事不是依少数人意见而定，而是取决于多数人，所以就叫做民主政治。这是不是说是属于每个人的东西呢？法律是为所有的人制定的，对于有私人纠纷的人来说，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至于职街，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方面优于他人，这并非由于他的出身，而是由于他的才能和功绩，使他获得重要地位。反之，贫穷并不能使一个有才能为国效力的人，因为地位卑微而被埋没。
——摘编自（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材料二 在罗马共和国早期，权利主体只能是罗马市民。公元212年，卡里卡拉帝授予殖民地臣民市民资格，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外来人都获得罗马市民权之后，才逐渐取消了对罗马市民法主体的限制。罗马法的主体之所以如此狭隘有限，是与罗马早期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罗马市民资格的普遍授予不仅使帝国内所有的臣民都成为罗马市民，而且确认了所有人（除奴隶外）在法律上的平等，从而带来了私法权利的统一。
——摘编自谭建华《试论罗马法形式主义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及其积极意义。
(2)根据材料二，指出罗马法主体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在古代,没有哪个民族比雅典更重视自由演说,希腊文明与演说自由密切相关。在雅典,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演说家通过自己的雄辩才能,宣扬民主、自由,赢得多数人民的支持,完成自己民主改革的使命。由于雅典公民大会议事时留给演说家的时间并不多,因此,能够在公民大会上演说的演说家也只能是少数被人们信任的人。这些人往往成为城邦事务的实际领导者,利用人民的信任推行公民大会的决议。虽然演说家的出现往往招致反对派的不满,但他们作为城邦政治的孪生物,却能够积极维护公民的权利,捍卫城邦的政治地位,并使雅典公民大会一直对寡头政治取向心存警惕。
——摘编自杨巨平、王志超《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材料二 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领袖往往也是军事将领,雅典将军普遍参与政治活动。公元前4世纪时期,将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趋减弱,公民大会受到演说家的控制,演说家成为政治上的活跃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伯里克利是雅典将军参政向演说家参政的转折点,在伯里克利之后,雅典将军与演说家在政治上逐渐分离,演说家与将军区分十分明显。演说家的出现符合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演说家是雅典民主政治始终都存在的传统。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及公元前4世纪的战争,虽然给雅典将军提供了展示军事实力的舞台,但长期的海外作战,也割断了将军与政治的关系,雅典政治领袖逐渐由将军向演说家转变。
——摘编自晏绍祥、张岩《“沉默的”将军:古典时期雅典将军参政情况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雅典演说家对城邦政治发展的贡献。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雅典政治领袖身份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