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性质是构成政体的东西，而政体的原则（法律）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一个是政体本身的构造，一个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感情。”并提出“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致决不罢休……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限制权力”。

——摘编自钱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政体思想评析》

材料一 中国古代从西周起就开始了权力监督问题的理论探讨，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权力监督的制度建设的尝试。随着朝代的更换，这一制度在不断的充实与发展，逐渐完善。……秦汉处于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初创时期，各项制度均在尝试建设之中，这一时期有了大量的有关机构设置、取官管理的行政法规……这些法律内容为汉朝所继承。……唐宋时期有关“监督”的法律规范已经相对完备。明清时期的“监督”法律规范更加丰富完备，除在基本法典中涉及行政监督的内容之外，两个时期均仿唐朝制定了专门的行政法典，明有《大明会典》《正德会典》，《万历会典》；清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部会典，后在光绪朝总汇为《大清会典》。为了明确中央行政各都院的办事规则，清时还制定了六部则例，对中央行政详加规范。明清时期的考课监察立法也日益完善。

——整理自孙季萍《中国古代权力监督制度评析》

材料二   权力制衡在近代成为一种民主政治的法治原则，应当归功于启蒙思想家的努力。孟德斯鸠及其他思想家将权力制衡的基本理论归结为两个基本思想：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道德约束不了权力，权力只有用权力来约束。近代以来西方法治的发展，在严格意义上就是这两个基本思想的外化。严格意义上，近现代法治史，就是一部权力约束和制衡史。而全部近现代法治史都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权力只有用权力来约束。

——蒋德海《为什么说权力制衡比权力监督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