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750年左右，普鲁士的绝对君主依据启蒙的理性原则，废除了地方封建等级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中央集权制的现代行政制度体系，奠定了普鲁士“警察国家”的政权基础：在拿破仑战争导致国家危亡的紧急状态下，由普鲁士自由派官僚推动了一场政治改革，时君主绝对主义体制下的行政制度进行重组，以“行政自由”代替“党政自由”，形成了普鲁士现代行政的独特观念，并时后世的制度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1850年左右，在欧洲范围内党政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在“普鲁士式”君主立宪制的框架内，确立了对君主而非对议会负责的政府权力运作模式。

——摘编自徐健《通向行政现代化的普鲁士模式》

材料   近代以来，所有大国的胜利或衰败几乎都与军备或所进行的战争有关。既存的或崛起中的大国，无论其多么爱好和平，也都必须拥有保卫自己的军事手段。不过，500年来的历史又证明，几个曾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国家，如17世纪时的荷兰，18、19世纪时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其领导者地位都不是通过战争获取的，主要还是由于先前的世界领导国自身衰落并最终退出才“禅让”给后来者的。典型的如英国霸权在20世纪初向美国转移。而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所有通过战争手段或扩军备战向世界领导国发起挑战的大国，几乎无一例外的失败了。如19世纪之初的法国，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日本以及后来的苏联，都曾是世界既有秩序的挑战者，但也都是失败者。事实证明，以上这些都不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巧合，而是有历史的逻辑。

——摘编自肖德甫《大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