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材料 闭关时代的中国，不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及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逐步侵入,迫使中国开放大批的通商口岸，清政府才不得不审时度势，设置了分掌南、北通商和交涉事务的南、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的前身是五口通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变为南洋大臣的过程中，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几曾兼任，又历经兼职--专职——兼职的两度更改，历经演变,最终为两江总督例兼的定制。北洋大臣的前身是三口通商大臣，北洋大臣的演变不像南洋大臣那样复杂。三口通商大臣变为北洋大臣的演变过程，则只有一度的更动便由临时差遣的专职成为直隶总督的兼职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相比，设立更早，所管口岸更多,按照一般道理职权也应该更大,但是实际上,北洋大臣的职权是高于其它总督包括南洋大臣在内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全国通商外交的最高机构,按说南北洋大臣是其下属，该受其指挥,但是依照清王朝绝对集权制的定例，南、北洋大臣是由皇帝直派的，原则上可以独立行使职权,和总理衡门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总理衙门对于南、北洋大臣，只是备顾问和代传达两事而已。

一摘编白张徐乐《浅析南、北洋大臣的演变及其职掌》

材料一   近代中国沦入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民族的深重灾难，国家的积弱不振，社会的贫弱穷困，正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李文海先生曾形象地指出：“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像蚊子吮血似的将坚船利炮的尖刺刺入近代中国的孱弱肌体，造成近代中国的大出血。”

——摘编自李育民《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总序

材料二   只有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谈到《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时明确说：“条款虽很多，主要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他认为开放通商，密切与西洋的关系是必要的，关键是要自己振作。在看到不平等条约的另一面这点上，他是先驱者。

——袁南生《近代不平等条约另一面》

材料一：我国古代不少吏书记载了海事活动。《晋书扶南传》记载，孙权于赤鸟午间派遣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夸柬埔寨、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泰国东南郝一带）。贾耽《海内华夷图》记述唐代著名航线“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直通波斯湾，全长14000千米，是举世无双的国际航线。扬州、明州、采州、广州等对外贸易大港亦应运而生。当时，广州港可以停泊上千艘大小海船，“番坊”聚集12万外国商人、水手和家属，于是在此设置市舶使专门管理，按规征收关税，接待保护外国商人等。一直到元朝为止，中国政府对海外贸易大都持着开放和鼓励的态度。

——摘编自刘兴诗《中国古代海事活动与海权意识＞

材料二：19世纪60年代后，清朝部分大臣认识到“今我国通商各口无论长江内河、苏杭二州，皆任洋商轮船往来，是船业之利几尽为彼族所夺矣”。1873年1月，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挽回江海已失航利。”鉴于轮招招商局的发展势头，为收回更多的航海权益，清政府解除了航运业的禁令，由此又带动了一批民营轮船商行的兴起。中法战争后，光绪帝发布上谕：“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由以大治水师为主。”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街九，统一海军指挥权。1889年，海军衙门要求沿海各省一律创设水师学堂。

——摘编自谢茜《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海洋战略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