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

材料自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转入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得到农民拥护，日益威胁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基础。此时农村经济也出现了种种衰退迹象，严重影响到政府的财政。从最高统治者到民间舆论都发出了“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呼声。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兴起了一个从国民政府到民间的农村合作社和乡村建设运动，试图在不改变旧有土地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生产组合方式变革，来应对农村现状。在政府的引导下，乡村建设运动和合作社运动展开并形成潮流。

推行效果较好的是国民党为军事等需要在豫鄂皖三省推行的“农村合作预备社”，其中安徽六安县在1933年入社农民占全县人口的0.71%，这个比例高出其他一般地区。信用合作社成为全部合作社的主体，在1933年农民各类借贷来源中，合作社只占1.3%；1934年农民余款各种存放处所中，合作社占0.7%。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农村政策毫无变化，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新土地政策，再次得到农民认同。

——摘编自虞和平《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经济卷·1900-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