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制宪权的正当性，集中表现在作为制宪权主体的人民获得国家政权的事实。新中国的民主内涵首先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进而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等各方面事务。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的制定者们承继了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宪法文件，延续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观。一些重大的制度设计还参考了1936年苏联宪法、1953年罗马尼亚宪法等国外经验，并根据本国实际作出慎重选择。

——摘编自韩大元《“五四宪法”的历史地位与时代精神》

材料二   中国民法典编纂工作的进行取决于对法典观念的合理定位，即需要服务于实践的考虑，不宜为了追求体系建构而破坏已经形成的法律体制的基本框架；以服务于司法实务为主要考虑因素，注重提供具体规范；应遵循汇编式、重述式的法典观念。中国的民事立法需要通过法典编纂来实现民事立法的科学化，补充制度缺漏。民法典编纂清晰界定了立法与司法之间的界限，有助于建构合理的中国民法的法源体系。

——摘编自薛军《中国民法典编纂：观念、愿景与思路》

材料一   自清末西方宪政思想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先后制定了多部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为了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推动清政府制定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主义者在辛亥革命之后参照美国宪法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事件之一，但它的内在缺陷也使得这部宪法最终沦为废纸。而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洋政府，动辄以各省军政长官通电的形式干预立宪活动，甚而武力威胁国会的存在，此时的宪法成为了一种“文饰工具”。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承了北洋政府的法律，形成了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体系，国家现代法制初具规模。但囿于当时之国情，这些法典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步履艰难。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宪法史》

材料二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范围内移植西方近代宪法观念、宪法文明成果（精华）并将其本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国家制度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的，《共同纲领》发挥了临时宪法的作用。1954年，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此后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盛行，民主集中的决策机制被专断的领导意志所取代，出现了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肆意侵犯人权的惨痛教训。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1982年宪法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为“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从而将近代以来的制宪者所追求的富强梦想与实现民主、文明的现代需要结合起来。

——摘编自何勤华《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观念与实践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