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1年6月，以李德全为团长、费孝通等为副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广西对各族人民进行亲切慰问。他们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与壮、瑶、苗、侗、仫佬、京、彝、仡佬、回等各族群众密切接触……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培训少数民族干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他们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工作，如对未确定民族成分的人们共同体开展调查识别工作，最终整理成了29份共40多万字的调查材料，供有关方面内部参考。各地还组织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对47个壮族聚居县52个点进行壮语方言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壮文的创制，最终形成在壮族地区全面推行使用的拼音《壮文方案》。

——摘编自方素梅《新中国初期的社会调查与民族工作》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对外关系和对外决策中正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这是中央对外决策的一种有益补充。其中广西建议中央政府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6年7月20日在广西南宁举办了首届“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主办方包括中央政府相关机构和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以及作为地方政府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论坛提出“要围绕拓展和深化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站在面向东亚合作的高度上，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将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延伸到隔海相邻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海上东盟国家，密切物流、产业、贸易与投资合作，共同促进本地区加快发展”。

——摘编自杨毅《中国外交决策中的地方政府》

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访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在农业领域，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建设经营农场，帮助解决非洲粮食紧缺问题。在工业领域，中国援建的项目针对非洲当地需要，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工期短、投资收回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私支持非洲基建事业。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技术能力，中国员工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对等上班”，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材料三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 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是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内外压力较大的时期。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不再实行“一边倒”方针，改为实行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又被形象地称为“两个拳头打人”战略。这一战略，使中国顶住了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但也使中国面临险恶的安全环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陷入被孤立的境地。为改变不利的国际处境，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摘编自伍绍勤《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

注：材料出处中的“1980年代”应写为“20世纪80年代”，为尊重原文，此处不做改动。

材料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极为严峻，只有与中国相接的东部边界比较和平稳定。中国和俄罗斯都表示认同《中苏联合公报》继续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在原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俄罗斯在融入西方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其逐渐意识到一个贫弱的俄罗斯不可能得到西方的尊重。因此，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提出了“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政策，并提高了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重视程度。俄罗斯一方面继续寻求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近邻中国的东亚关系，以求改善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重塑世界大国形象。

——摘编自方海燕《新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俄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