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访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在农业领域，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建设经营农场，帮助解决非洲粮食紧缺问题。在工业领域，中国援建的项目针对非洲当地需要，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工期短、投资收回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私支持非洲基建事业。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技术能力，中国员工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对等上班”，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材料三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 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

材料一   人所共知，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中立是一种幌子”，尽管如此，中国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却有很多重要的内容与不结盟政策所倡导的是一致的，比如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和平共处，比如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奴役，反对军事条约的存在等。1961年不结盟运动兴起时，中国与这一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印度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处于僵持状态，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的态度。相反，中国对不结盟运动反帝、反殖的总政策，予以了高度评价和积极支持。

——摘编自刘中民《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六十年》

材料二   到了8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所以，中国才关注不结盟运动的成功经验并采取尼赫鲁倡导的不结盟这种比较务实的外交政策。中国改革开放不结盟外交与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关系，基本可以认定不结盟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是服务于独立自主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张竹云《关于我国不结盟外交政策战略问题研究》

材料三   不结盟运动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反对富国剥削穷国，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军备竞赛，要求建立新的、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揭示国际经济旧秩序维护国际垄断资本全球剥削的实质，对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尹承德《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不结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