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于郑和下西洋，明人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美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当时东南亚各国商品交易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同中国古制）”。郑和还秉承“托外夷以礼，导人以善”，“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的涉外原则，沿途传播中国的历法文化、衣冠礼仪等。

——摘编自王更红《从郑和下西洋话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贸易，努力从中寻找突破口。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中锡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到1956年，中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摘编自彭波、施诚《新中国是如何突破贸易封锁的？》

材料三   2015年3月28日，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了“一带一路”的范围，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离不开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加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开放力度，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东南亚国家现已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摘编自李村璞、柏琳、赵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材料一 苏联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形成的巨大战争能力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影响力，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举行的三大盟国首脑参加的“雅尔塔会议”上获得了很多权益，其中很多涉及中国的利益，比如所谓维持蒙古现状，实际上最终导致了蒙古的独立，以及重新获得了对中国东北地区铁路和港口的控制权。……1945年8月苏联（又）通过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获得众多利益。

——摘编自梁云祥等《中俄关系的历史演变与未来趋势》

材料二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成了苏联的盟国，苏联不但承诺将逐渐放弃（之前）在中国所获得的一些权益，而且作为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派遣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赴中国进行指导，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奠定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政治安全领域，中苏两国具有相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共同安全利益，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形势下，都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视为主要敌人，并为此在50年代初期共同援助朝鲜在朝鲜半岛上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场战争。

——摘编自梁云样等《中俄关系的历史演变与未来趋势》

材料一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中外之间源远流长的朝贡关系和以此为主要内涵的宗藩体制岌岌可危。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步，朝鲜、琉球、越南遭受日、美、英等国的瓜分和掠夺，并最终与中国中断宗藩关系。1890年，朝鲜王太后去世，清廷最后一次以宗主国身份派遣使臣前往吊祭。1894年，朝鲜最后一次派遣使臣向清廷缴纳岁贡。1895年，依据中日《马关条约》，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中朝宗藩关系宣告解体，也宣告了华夷朝贡体制彻底崩溃。

——摘编自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

材料二   1953年12月31日，历尽周折，中印两国就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谈判终于开启。当日下午1点，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印度谈判代表。周恩来对客人们说：“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1953年开展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天好起来，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立时确立的，它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

——摘自高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如何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