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但外交政策的制定离下开当时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从而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原则的制定，并要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并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同时，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即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最后，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必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馆既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摘编自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材料二美国在亚太地区拉拢盟友。实行全面军事盟署。中国一些周边国家也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输出会威胁自身利益，纷纷采取最对政策，使中国周边环境严重恶化。1953年，力主在亚洲向美国示威的斯大林逝世，苏共领导人中止了原来的进攻政策，并劝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尝试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     “和平共处”。在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也迫切需要建立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巩固政治、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出现在处理中印、中缅边界问题过程中的原因。

——摘编自李宇博《试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材料一   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说，“在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得“贫国与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

——摘编自罗昱《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材料二   二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逐渐崛起……西方列强不甘心将殖民利益拱手相让，不断打压发展中国家……因此，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既是亚非独立国家的迫切愿望，也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根本宗旨。

——摘编自余建华《万隆会议与中国亚非外交》

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访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在农业领域，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建设经营农场，帮助解决非洲粮食紧缺问题。在工业领域，中国援建的项目针对非洲当地需要，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工期短、投资收回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私支持非洲基建事业。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技术能力，中国员工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对等上班”，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材料三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 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