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于郑和下西洋，明人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美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当时东南亚各国商品交易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同中国古制）”。郑和还秉承“托外夷以礼，导人以善”，“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的涉外原则，沿途传播中国的历法文化、衣冠礼仪等。
——摘编自王更红《从郑和下西洋话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贸易，努力从中寻找突破口。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中锡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到1956年，中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摘编自彭波、施诚《新中国是如何突破贸易封锁的？》
材料三 2015年3月28日，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了“一带一路”的范围，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离不开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加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开放力度，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东南亚国家现已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摘编自李村璞、柏琳、赵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郑和船队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贸易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中所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中外之间源远流长的朝贡关系和以此为主要内涵的宗藩体制岌岌可危。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步，朝鲜、琉球、越南遭受日、美、英等国的瓜分和掠夺，并最终与中国中断宗藩关系。1890年，朝鲜王太后去世，清廷最后一次以宗主国身份派遣使臣前往吊祭。1894年，朝鲜最后一次派遣使臣向清廷缴纳岁贡。1895年，依据中日《马关条约》，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中朝宗藩关系宣告解体，也宣告了华夷朝贡体制彻底崩溃。
——摘编自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
材料二 1953年12月31日，历尽周折，中印两国就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谈判终于开启。当日下午1点，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印度谈判代表。周恩来对客人们说：“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1953年开展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天好起来，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立时确立的，它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
——摘自高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如何提出来的》
(1)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材料一中朝贡体制崩溃的原因。(2)结合材料一、二，指出与古代朝贡体制相比，新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不同之处，并概括其意义。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道光帝说：“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从此通商，永相和好。”1864年，清政府刊印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奕䜣上奏说“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昔日允之为条约，今日行之为章程。”1867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李鸿章指出，各国“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对其“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的种种非分要求，“皆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1881年，清朝驻外公使曾纪泽曾赴英外交部，“谈商改条约之事”，并“争辩良久”。他认为：“诚能深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不善，正赖此修约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新中国成文后，不承认旧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废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清理外国在华资本及其他财产；采取适当方针处理外国在华宣传机关、文教事业和宗教事业。同时，按照《共同纲领》的“先谈判后建交”原则，即在对方明确表示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承诺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前提下同愿与新中国建交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实际的建交磋商。
——摘编自沙健孙《1949—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政策和策略》
(1)概括晚清统治者外交理念的变化，并说明其原因。
(2)指山新中国初期外交理念的发展，并简析其重大意义。
| A．“一边倒”就是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 |
| B．1954年的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方针 |
| C．1972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
| D．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加强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 |
| A．打破了外交的孤立局面 | B．推动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
| C．拓展了独立外交新途径 | D．根植于中日交流的传统 |
| A．“另起炉灶” | B．“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
| C．“一边倒” | D．“求同存异" |
| A．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 | B．打破了外交孤立局面 |
| C．重视团结第三世界国家 | D．致力于谋求地区和平 |
| A．维护了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大局 | B．推动着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
| C．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段性策略 | D．彰显了不结盟的外交新思路 |
| A．终结了“一边倒”外交 | B．有利于应对美国的威胁 |
| C．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 D．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 |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总特点是“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之后有不断弱化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新中国成立至朝鲜战争结束，严格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国际局势的缓和，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新中国国内政治氛围的“左”转和中苏关系的破裂，政策转向依靠美、苏之外的“中间地带”。虽然经历了变化，但大体来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突破“一边倒”战略，只是在中苏同盟的基础上进行有限调整。
——摘编自陈少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材料二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逐步调整对外政策，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针对苏联的“一条线”外交战略。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即主张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促进经济共同繁荣。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并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深刻、最成熟的一次。
——摘编自颜永琦《从结盟到不结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调整背景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当时调整外交政策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