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中外之间源远流长的朝贡关系和以此为主要内涵的宗藩体制岌岌可危。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步，朝鲜、琉球、越南遭受日、美、英等国的瓜分和掠夺，并最终与中国中断宗藩关系。1890年，朝鲜王太后去世，清廷最后一次以宗主国身份派遣使臣前往吊祭。1894年，朝鲜最后一次派遣使臣向清廷缴纳岁贡。1895年，依据中日《马关条约》，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中朝宗藩关系宣告解体，也宣告了华夷朝贡体制彻底崩溃。

——摘编自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

材料二   1953年12月31日，历尽周折，中印两国就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谈判终于开启。当日下午1点，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印度谈判代表。周恩来对客人们说：“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1953年开展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天好起来，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立时确立的，它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

——摘自高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如何提出来的》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道光帝说：“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从此通商，永相和好。”1864年，清政府刊印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奕䜣上奏说“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昔日允之为条约，今日行之为章程。”1867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李鸿章指出，各国“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对其“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的种种非分要求，“皆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1881年，清朝驻外公使曾纪泽曾赴英外交部，“谈商改条约之事”，并“争辩良久”。他认为：“诚能深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不善，正赖此修约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新中国成文后，不承认旧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废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清理外国在华资本及其他财产；采取适当方针处理外国在华宣传机关、文教事业和宗教事业。同时，按照《共同纲领》的“先谈判后建交”原则，即在对方明确表示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承诺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前提下同愿与新中国建交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实际的建交磋商。

——摘编自沙健孙《1949—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政策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