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5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已开始与阿拉伯人通商，从而形成各自对对方形象认识的雏形。艾布·阿提凯转述穆罕默德的训示说：“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中古时期阿拉伯地理书籍中，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商人们公正、守信，人们心灵手巧，精于手工艺品。马斯欧迪曾描述“中国国王最注重体察民情和善待士兵”。从第一本记载中国的阿拉伯地理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成书于851年)一直到阿拉伯地理学走向衰落的13世纪完成的《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人对于中国的描写从未中断过。伊利汗国时期的历史书、地理书等作品中关于中国的记载，呈现出突破性的进步。不过，他们曾描写中国的鸡比鸵鸟还大，把所见到的一切精美的手工艺品都称为中国产的。
——摘编自郭筠《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研究》
材料二 2001年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成立，针对阿拉伯国家开展民间友好工作。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新的双边合作机制。发展成为涵益众多领域、建有10余项机制的集体合作平台。2006年，首届阿拉伯艺术节在中国举行，成为中阿合作论坛之下中阿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重要机制。2014年、中阿双方确定2014年和2015年为中阿友好年，并倡导中阿共建“一带一路”。
——摘编自刘少华《走在古今丝路上的中阿交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古时期阿拉伯地理文献中出现“中国形象”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古时期阿拉伯地理相关文献所记述的“中国形象”的特征。
(3)进入新世纪，中阿交流迈入快车道。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出现这一现象的现实依据。
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埃及商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中国货品，再经由亚历山大里亚、迈奥霍穆等港口将其运往罗马。唐代《贞元十道录》记载了自广州出发、经波斯湾到达非洲的航程，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商品数额高达“五十三万有余”，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身到访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于14世纪到访广州、泉州、杭州等地，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钱币，年代由唐至明，成为中非友好往来的见证。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在农业领域，中国派遣农业技术人员赴非建设经营农场，帮助解决非洲粮食紧缺问题。在工业领域，中国援建的项目针对非洲当地需要，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工期短、投资收回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长期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无私支持非洲基建事业。此外，中国还通过派遣教师、医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各领域技术能力，中国员工与当地工人同工同酬，“对等上班”，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材料三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以追求发展效益为主，兼顾政治、安全等其他 效益。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关系。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步伐大大加快，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生产能力。中非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在影视制作、出境旅游、人才交流、学术研讨等领域加深合作，助力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据谷靖《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新形势、新挑战、新合作》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古代中非交往的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的背景和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今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