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40年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是晚清王朝死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中国外交体制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近代中国逐渐调整、变通、改革传统外交观念，接受、适应与运用西欧国际观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一转变中,一方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瓦解,清政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逐渐频繁,对外认识也愈发加深,外交观念亦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外交政策更加务实,乃至出现了专职的外交机构,这一切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摘编自王琦 李翔《晚清中国外交体制变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为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中国政府及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通过与苏联的结盟和争取广大“中间地带”来维护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安全,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建交过程中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基本前提和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外交任务转变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由之前的侧重政治上的互利变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维护国际利益的前提和首要任务。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确定了“大融入”的战略取向,把“入关”和“入世”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开始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平衡相结合。
——摘编自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外交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的背景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与1979年以来外交重点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79年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产生的重要作用。
材料一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次制定“五年倍增计划”，逐步提升对外援助规模，并开始将外援动机与政治安全等问题挂钩。与以往外援主要服务于经济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大平内阁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利用对外经济援助来扩大日本在受援国的政治影响。1982年，中曾根康弘就任日本首相后，提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强日本对世界各个地区的“战略性援助”。通过对外援助，日本加深了与被援助国的交流，增强了国家之间的信任，实现了多重收益。
——摘编自刘艳《战后日本对外援助的政策演变及战略分析》
材料二 新中国在成立后的二十余年间，通过对外援助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并多与受援国直接沟通，其中援助多用于反帝反殖活动。1979年，邓小平表示：“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认为但具体办法要修改。”.1980年5月，我国政府明确指出援外既要“促进友好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要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的方针。互利共赢成为此时对外援助的核心原则，以改变过去对外援助多采取单方面无偿援助的做法。我国还开始通过多边渠道提供对外援助，如1985年，我国向非洲开发银行提供了270万美元的捐款，并为其融资提供便利。随着援助经验的积累和丰富，我国逐步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外援格局。
——摘编自唐丽霞《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指出1979年前后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发生的原因。
材料一
材料二 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外交发生深刻变革并取得伟大成就。这40多年，中国同世界体系与秩序的关系，经历了由对立者、挑战者、革命者到跟进者、参与者、贡献者的重大变化。中国外交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总体布局：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为国与国交往开辟了新路径；中国创造性地提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指明了新方向。
——摘编自中国青年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外交的变革与成就》
(1)根据材料一，指出1959~1979年中国外交形势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变化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主要成就。
材料一 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继得到苏联率先承认之后，各国外长代表各自政府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立即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断绝同原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这些国家的外长包括：
| 10月3日 | 保加利亚外长波普托莫夫、罗马尼亚外长安娜·波克 |
| 10月4日 | 匈牙利外长卡莱·古拉、朝鲜外相朴宪永 |
| 10月5日 | 捷克斯洛伐克代外长威廉：西罗基、波兰副外长斯达尼斯拉夫·菜西斯基 |
| 10月6日 | 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暨兼外长却尔巴桑 |
| 10月27日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长窦丁格尔 |
| 11月21日 |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长恩维尔·霍查 |
——摘编自朱纪华《档案揭密外交风云》
材料二 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内心和谐正是对儒释道这三种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涵的生动诠释。19世纪以后，列强的疯狂侵略让中国人民陷入了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苦难境遇，加深了无数仁人志士对自立自强的渴望、对战争侵略的控诉以及对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我国推动建设新型国家关系，就是要打破唯权至上唯利至上的思维牢笼，让世界各国认识到“除了权还有理，除了利还有义”。零和博弈这种水火不容，不可调和的竞争思维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当今世界。{因此，我国在国际上打造“和而不同、包容互鉴”的崭新格局。
——摘编自常浩《新时代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几点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状况。结合所学，指出这一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的表现和相关外交活动对国家建设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时代我国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中国推动建设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
材料一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维系中国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阴阳和顺、刚柔相济，被视为至真的宇宙规律。人伦和谐，天人协调，被视为至善的社会关系。“和”的精神，是承认、尊重、圆融。“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以合作求共赢，和睦相处，共生共长。“和”的思想，既是理想境界，又是处理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和”的基础与核心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在承认多元性、多样性及矛盾性的前提下，找出统一性和共同点，找出事物之间和谐有益的相互关系，进而求同存异，争取实现问题的解决。“和而不同”思想，是贯穿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思想脉络，成为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源泉和宝贵财富。
——摘编自李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理论建设》
材料二 在欧洲一体化建设进程中，欧盟各国在经济、政治上逐步趋同。欧盟委员会也一直把制定统一的欧盟文化政策视作欧洲一体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的文化政策可以在欧盟范围内为各成员国构建一种统一的文化身份，有助于推进欧洲一体化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而言，欧盟的文化政策是欧盟经济、政治战略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但在欧盟制定文化政策的同时，由于各国历史文化的不同发展轨迹，造就了欧盟各成员国的文化特点，如何保护文化多样性一直是欧盟的重要议题。欧盟历来强调尊重各成员国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并致力于保护这种多样性，尊重文化多样性是《欧盟宪法条约》的重要内容，如其中第22条的重点就是尊重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多样性。
——摘编自曹德明《欧盟文化政策的核心：多样性中的统一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贵“和”的意义，及“和而不同”思想在现代中国外交战略上的体现。
(2)根据材料二，概括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政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