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经济上，这段均衡期（1660—1730年）应当被理解为一段稳步增长而非停滞不前的时期。整个欧洲商业繁荣。西方世界到处都建起漂亮的新古典风格的交易所。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商品市场都在更加高效地运作。银行也迅速增加，比如英格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修缮道路、扩建港口，并开凿运河、搭建桥梁。直到1654年，柏林仍然不过是小河旁一个拥有五千居民的定居点，但到1740年，它已成了一座拥有将近十万人口的宏伟城市。维也纳从一个阴森的中世纪堡垒变成了瑰丽壮观的帝国首都。
——摘编自[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材料二 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十分迅速。清代中叶直隶、河南、山东商业城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达40%以上。商业城镇中人口超过府城者至少有10多个，人口规模超过一般州县城的为数更多。新兴商镇的大量崛起使城市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商镇在行政建置上虽然只是一个镇，但其人口规模和市场辐射功能很多已超过一般州县城，其中的一部分在其后的发展中升格为行政中心城市。清代中叶，冀鲁豫三省可视为流通枢纽和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有30余个，已超过三省的府城总数，这些商业城镇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改变着传统行政中心城市的绝对统治地位。
——摘编自许檀《明清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
材料三 在西方，最早有关明清“停滞论”的表述出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而后，著名学者魏特夫、佩雷菲特等也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表了类似见解，这些断言使“停滞论”在西方世界得到了一个相当普遍的认同。这样一种超稳定、无变化、停滞的中国社会面相在国内也同样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而有关“停滞论”的反思很早之前就出现了。
——摘编自朱浒《明清中国社会停滞了吗？——中西比较的视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欧洲商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华北商业城镇对于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商业角度评析明清“停滞论”。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对图中反映出的城市发展进行评析。
材料一 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 “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枉格。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元、明三代的“通商”政策。
材料汉代儒者热衷于讨论土地问题，《公羊传》《穀梁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礼记·王制》《汉书·食货志》等文献对井田制的记载自相矛盾，加之注者的多元阐发，使得有关井田制的论说变得十分混乱。东汉郑玄以《周礼》记载的“九夫为井”的土地等级序列和沟洫制为据，并结合《司马法》（相传为周文王谋士姜尚所著）等文献，建构了一个体系完整的井田沟洫制度。东汉何休则进一步发挥了井田制的均平意义和互助意义，申明井田制是上古先王之制，“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从而使井田制具有了法理性和神圣性。
——摘编自孙顺顺《我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对儒家井田制的重构》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国朝（指清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乾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至（乾隆）二十五年，洋商立“公行”，专办夷船货税，谓之“外洋行”……
——摘编自梁廷桁《粤海关志》卷25《行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此后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列强的协定关税权。自1863年，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把持中国海关大权近半个世纪，他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海关管理制度与现代邮政系统。
——摘编自《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三195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独立的专门的海关税法，统一了全国关税制度。它存在的基本问题是：总体关税水平过高，税率结构不尽合理，税则的商品分类目录不适应对外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交流的需要，等等。1985年颁布的同名税则对这些方面进行了修改，主要是改变商品分类目录，调整进口税率。
——摘编自黄天华编著《中国关税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对民间海外贸易的管理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史上洋人把持近代中国海关大权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关税制度发展变化的认识。
材料 “昨据尔（英）使臣以尔国贸易之事禀请大臣等转奏，皆系更张定例，不便准行。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币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恐尔使臣回国后禀达未能明析，复将所请各条缮敕，逐一晓谕，想能领悉。”
——《东华续录》（乾隆朝）卷四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乾隆皇帝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表达清晰。）
材料 宋代商业革命，对于中国的商业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宋代的商业革命，我国实现了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并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倾向。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转向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
——摘编自刘毓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商业革命浪湖及启示》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政府依然推行重商主义。为保障毛纺织品出口，政府出台相关法律，禁止羊毛出口，又禁止工匠和技术工人移居国外，并长期禁止纺织机械及其他设备出口。为避免外来竞争，1700年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丝绸及印染棉布进口，这对于东印度公司的东方贸易造成重大打击，但却促进了国内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与进口商品的高关税相对应，英国政府又实施出口补贴政策，以推动对外出口。18世纪末，重商主义受到挑战，英国政府开始尝试自由贸易政策，80年代英国与宿敌法国签订了一份自由主义的商业协定，赋予两国在欧洲商业和贸易中的完全自由。
——摘编自钱乘旦、刘金源《英国通史（四）》
材料二 清朝满族当政，以少制多，更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坚守重本抑末政策，但康熙也提出“恤商”和“利商便民”口号，清延长期对待工商业既不提倡，也不大禁。清朝废除明朝的匠籍制度，给官营手工业者自由，放弃明代官矿政策，允许商民开矿。政府财政税收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商帮为政府和皇室专卖物质，并兼营典当、汇兑等业务，势力经久不衰。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家财税长期主要来源于田赋，海关收入比重在1753年四口通商时所占岁入税额仅四十分之一，乾隆后期进一步改为一口通商；另一方面进口商品除了铜、铅就是一些高档奢侈消费品，对外贸易没有建立在自身迫切需要之上。
——摘编自许涤新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18世纪中英工商业政策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朝前期的工商业政策。
材料一 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 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实录》
（1）据材料一，指出隆庆初年明廷开海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隆庆年间的开海政策。
（2）据材料二，指出乾隆初年福建地方官员和清廷在对待西班牙商船贸易问题上的分歧。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后期从“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的原因。
材料一 1685年，清廷始开海禁。次年，仿明末“牙行”（向政府申请外贸特许经营权的贸易组织），开设“洋货行”，与洋商进行贸易。此后洋货行数目不断变化，但在广州俗称“十三行”。十三行的行商须为洋商提供住所，交易完成后，洋商限期离境。1757年，清廷将广州定为唯一的外贸商埠。“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当地特产）相贸，得利不赀，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材料二 1759年，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规定洋商到广州后，应在指定寓所居住，由行商管束稽查。“凡非开洋行之家，概不许寓歇。其买卖货物，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清廷还规定，外国商船到广州后，“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纳税）。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南京条约》签订后，十三行逐渐衰落。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十三行的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