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开元年间，唐朝达到盛世，但从均田制等制度层面看，也开启了衰败的肇端。《新唐书·食货志二》指出：“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中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宋人刘怒认为：“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唐朝官员队伍增长速度又特别快，贞观初期朝廷正式官员仅643人，到开元时已增至18000多人，天宝年间，均田制最终走向了崩溃。

——摘编自陈忠海《唐朝均田制的兴与衰》

材料二：通过对上一阶段土地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总结，中共“六大”会议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以及《农民问题决议案》，对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实施的“没收一切土地”政策进行了改变，进一步制定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只“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摒弃了1930年以前共产国际的意见和苏联“土地国有”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将“土地国有”发展为“土地农有”，经过各根据地的实践，最终于1931年春解决了地权问题，标志着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初步形成。这条路线可概括为“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摘编自黎林烽《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及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