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朝。明代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将明代称为中国的白银时代也不为过。明代白银货币化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贵金属货币流通、循环，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中国巨大的日益增长的白银需求，求远大过于供，向海外的寻求成为必然，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白银货币的扩展，官可以买得，学可以进得，徭役可以代得，有了罪过也可以通过纳银顶罪。银子的价值远远超过了陈腐的本末说教，社会风尚焉得不大改。

——摘自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再认识》

材料二   新政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暂时放弃全本位，这直接导致了世界白银市场的价格大涨。罗斯福的政策刺激了羡国经济的复苏，却“意外”地伤害到了大洋另一端脆弱的中国经济。白银涨价让中国的银元快速增值，直接导致中国商品出口大幅减少，诱发了金融和工商业动荡，大量白银外流，消费市场陷入低迷。

——郎咸平《新帝国主义在中国》

材料三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意味着国际货币金融关系自20.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动荡不安局面的终结和新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的形成……

——洪国起等Kl，k权·主权·霸权：透视美国人权外交》

材料一   1943年，中国政府收到怀特和凯思斯计划，就将之当作潜在的财政援助表示欢迎。与怀特提议类似，中国政府支持货币价值需用黄金定值，未经基金理事会同意，汇率不得更改。……在美英最终方案出炉前，中国官员认为中国“应该为弱国说话”，提议鼓励对于“相当落后的不发达国家”的投资。1944年6月，中国政府派出规模仅次于美国的代表团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在会议上，中国代表成功争取到了国土被侵占国家在决定基金原始平价的灵活度。

——摘编自（美）埃里克.赫莱纳《布雷顿森林被遗忘的基石：国际发展与战后秩序的构建》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推动下，信息、资本和商品在全球的流动加快，跨国公司迅速发展，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兴起。恰好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新的时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开创了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2010年，中国在超越日本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是第三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摘编自郑必坚《新时代中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材料一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欧洲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记载“（汉朝）开始沿路建立屯戍，并把秦始皇所建以防匈奴的万里长城向西边延长出去。古长城之向西延长最初的用意自然是保护新开通的中亚大道”。《汉书·西域传》记载“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古代驻在边境上的烽火台），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资治通鉴》记载，元和元年（公元84年）十一月，北单于派人驱牛马万余头与汉商贾交易。北匈奴诸王大人前来，所在郡都设官邸接待。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陆上丝绸之路沿途气候异常干燥，地形复杂，加之骆驼、马匹运载能力有限，更为严峻的是唐与吐蕃及西亚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剧增。安史之乱后，“国家用度”尽仰江淮。宋朝与辽、西夏、金等政权长期对峙，政府转而在广州、泉州等12处设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并利用先进技术，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海上，达东南亚和南亚，通今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可至非洲东海岸。16世纪初，葡萄牙人开辟了从大西洋越过非洲自西而东进入亚洲的新航线后，海上丝绸之路愈加发达。最终绿洲古路遭到遗弃，失去了传统价值。

——据费正清《剑桥中国古代史》等整编

材料三   开辟“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在于：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摘编自《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

材料一   从1943年9月起，美、英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华盛顿就如何建立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的谈判。美国仰仗其数倍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实力，迫使英国最终忍痛放弃其“凯恩斯计划”。1944年7月1日，在美国召开的有44个国家参加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这意味着国际货币金融关系自30年代以来一直动荡不安的局面的终结，是美英两国逐鹿国际金融舞台的结果，是美国称霸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开始。美国不但可以用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而且可以用美元支付庞大的海外军费开支。但是，各国货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对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和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宋则行《世界经济史》

材料二   1943年，中国政府甫一收到怀特和凯恩斯计划，就将之当作潜在的财政援助表示欢迎。与怀特提议类似，中国政府支持货币价值需用黄金定值，未经基金理事会同意，汇率不得更改。这与中国需要稳定的货币以吸引外资的发展目标紧密联系的。在美英最终方案出炉前中国官员认为中国“应该为弱国说话”，提议鼓励对于“相当落后的不发达国家”的投资。1944年6月，中国政府派出规模仅次于美国的代表团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在会议上，中国表成功争取到了国土被侵占国家在决定基金原始平价的灵活度。为避免影响会议前途，中国代表团率先主动宣布增加认股额5000万美元，促成各国在认缴股份上取得圆满结果。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份额为5.5亿美元，投票权5750票，居世界第四位。

——摘编自埃里克赫莱纳《布雷顿森林被遗忘的基石：国际发展与战后秩序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