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太宗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
——《贞观政要·论务农》
材料二 （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在梁漱溟看来，“所有文化，多半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主张从乡村着手，复兴中华文明，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为此，他在山东邹平县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同一时期，费孝通对广西和江苏等地村子进行田野调查，指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饥饿问题。他还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前途在于工业化，强调以工促农，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乡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
——《志在富民——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追求》等
（1）概括材料一体现的治国理念。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初政府实现“乡间富贵”的措施。
（2）依据材料二，对比梁漱溟和费孝通乡村建设思想的不同点，并简评两位学者的志向情怀。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以前,法国传统农业主要种植谷物和葡萄。谷物一葡萄生产结构影响了法国农业生产规模和生产经营方式。谷物生产主要用于农民自己消费,并没有大量进入市场,生产规模小,产量有限。到19世纪后期粮食作物产量大幅增加,粮食总产量从1840年的约142 万吨,上升到1892年的209.7万吨。相较而言，葡萄生产具有更强的商品性，但采用小农精耕细作模式,农业机械化的要求低，因此并不适合大农场生产。
----摘编自周之桐(法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演变)等
材料二 清中期,精细化生产促使粮食单产显著提高,如稻米生产,在江浙、湖广一带膏腴之区，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可达五六石。由于北方不适于种植水稻,因此甘薯、玉米等对地利没有较多要求而高产的作物得到了普及性推广，成为平时活口,歉时救人的口粮。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棉花种植范围更广,除已有的棉产区外,东北也成为了重要的棉花产地,甚至在江南部分地区出现农民种棉远超种粮的现象。
----摘编自朱玉婷、徐峰(18世纪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期以前法、中两国农业生产的共同特点,概括19世纪后期法国农业的新发展。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中期粮食产量提高的原因以及影响。
材料一 个体家庭摆脱家族而独立作为社会基本细胞而大量涌现，是春秋战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环节。秦汉时期，产生于春秋战国的那些家庭历史特质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整合和普遍化，成为两千年中持续保持的强固传统。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夫妇同一个已婚子女组成的直系家庭，成为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家庭形式。
——据张国刚《中国家庭史》
材料二 东汉河南郑兴家族简况
——据《后汉书》整理
材料三 唐代婚姻重门阀世族，宗室婚嫁“取门阀者配焉”，而宋代“不限阀阅”，以致“宗室以女卖婚民间”。北宋中期以后，“子孙繁衍，皇族渐多”，宗室不乏“贫无官”者。缺钱、贪钱，“宗室以女卖婚民间”。宋代规定“宗室袒免婿，与三班奉职”“皇族郡县主出嫁，其婿并自身授殿直”。三班奉职、殿直品阶相当低，官员瞧不上，商人却眼红。他们“赂宗室求婚”，即可“苟求一官，以庇门户”，跻身于官户行列。如商人王永年“娶宗室女得右班典殿直，兼汝州税”，苏州商人朱冲“以买卖为业”，又“两受徒刑”，但“弟侄数人，皆结姻帝族，因缘得显官者甚众”。
——据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个体家庭大量涌现并成为主要形式的原因。
（2）“郑兴家族现象”在东汉豪族中具有普遍性。根据材料二，从政治、文化两方面概括郑兴家族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类现象的影响。
（3）据材料三，指出唐宋两代宗室择婿心理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择婿观形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