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全国各地区水利工程总数中，北方的陕豫晋冀水利工程所占比例，在汉、隋唐和宋，分别为81%、41%、6%；苏浙闽赣皖川水利工程所占比例在以上各时期分别为12%、45%、69%。战国时秦的地广人稀能吸引地狭的三晋农民，汉代郑白渠能“衣食京师亿万人口”，唐有“秦中地狭收粟不多”之忧。南宋时西北流寓之人遍满江浙闽广，东南沿湖沿海及丘陵地区圩田、围田、梯田、塘坝、涂田得到开发。明朝移民开发了长江中游两湖平原农田水利。“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明清江南地区出现了不满乃至反对运河漕运的思想。“会通河全是人力做成，使水节节就制而为我用，功亦伟矣。然当时臣工，何不移此心力，共成西北水利，而顾为此以困东南，大巧反为大拙”，有人痛心于国家“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道光时才停止漕运，实行海运。

——摘编自王培华《水利与中国历史特点》

材料二   《史记·河渠书》有“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的记载。隋王朝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至通州、南达杭州的南北大运河。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古代都江堰灌溉总面积为150余万亩，至1949年前夕，灌溉面积为200余万亩。1949年以后，经过大力整治扩建，现灌溉面积已扩大到1026万亩。同时，都江堰引水还保证了成都平原工业发展用水和数千万人民生活用水。东南沿海的鉴湖水利工程修建成功以后，由于其巨大的拦蓄能力，使山会平原解除了来自稽北山地的洪水威胁。千百年来，在运河开挖、修治和使用过程中，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作用，在运河区域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长廊。

——摘编自王培华《古代水利工程及当代启示》

材料一   西汉武帝元光年间，“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纲流纱”。随后武帝又征发万余人，首创地面凿井，使井下渠道相通的办法，引洛水至商颜（今陕西大荔县北），连成一条长约10里的井渠 — —龙首渠。当时在关中地区还修成灵轵渠、成国渠和湋渠等水利设施。公元前119年“以昆明有滇池，乃作昆明池以习水战”，并经揭水陂引昆明池水进长安，用以改善城市用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原郑国渠上游南岸开凿6条较小的支渠，以利于郑国渠附近高地农田的灌溉；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凿引泾水与渭水相连，修成白渠，全长200里，可灌溉农田4500顷。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959年，中科院、水电部在北京召开了“西部地区南水北调考察研究工作会议”，确定南水北调指导方针是：“蓄调兼施，综合利用，统筹兼顾，南北两利，以有济无，以多补少，使水尽其用，地尽其利。”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 “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经过长时期的论证和准备，成立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协调了各部委、沿线各省市等力量。至2020年6月，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输水300亿立方米，沿线6000万人口受益，京津冀地区人民生活饮水质量明显提高。华北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状况得以缓解，水资源环境得到初步改善。

——摘编自《中国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