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初，全国设置榷货务管理机构6个，山场13个。种茶的百姓为园户，官府向园户提供种植本钱，园户则将所焙制之茶除输租外全数交由政府收购。政府榷货机构根据收购茶叶的数量向商贾出售茶券（亦称茶引），商贾凭茶券到茶场提货（称为交引）。由于政府向园户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又以较高的价格批发给商贾，政府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至嘉枯（公元1056-1063年）中，由于主管官吏的官商作风，对园户的茶叶压级压价收购，影响了园户种茶的积极性，产量和质量逐年下降。导致产销脱节。加之管理不善，成本上升，使整个官卖制度经济效益下降。为了克服和改变这一情况，遂将全国茶的专卖改行通商法：茶商园户交易，则按质论价。这样既提高了园户生产的积极性，又减少了官府收购及调拨的环节，使茶叶交易趋于优质优价的经济原则，也减少了交易程序。《宋史》记载，行禁榷（即官卖法）时平均每年从茶利得到的财政收入109.41万贯，改行通商法后平均每年得117.75万贯，可见改通商法财政收入有了增加。

——屠振林：《我国古代茶叶专卖政策和茶税征收办法》

材料一   元朝福员“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当时，在中国市场上有非洲出产的珍珠、象牙、厚负等，有越南的藤杖，有伊斯兰瓷器。窝阔台即位之初，他拿出国库的资本交给斡脱（官商），让他们放手经营。《元典》中有“忤脱户，见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钦依先帝圣旨，见住处与民一体当差”的记载。元沿宋制，设市舶提举司为海外贸易管理机构。1278年，忽必烈下旨：“诸藩国诚能来朝，联将宠礼之。”对外贸易无论水陆均“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还把商业税率从30税1，降至60税1，甚至“置而不税”，对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梢水”及其家小，给予“免除杂役”的优待，使元朝对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摘编自梁凌霄等《试论元朝商业繁荣的原因》

材料二   1978年12月，中美发表建交公报，西方市场的大门正式向中国敞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明确指出了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我国的外贸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次年，中央批准广东和福建两省在对外经贸活动中采取特殊政策，并在上海、北京、天津设立地方外贸公司，对外贸新政策在试点区域逐渐推开。一方面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和扶持出口型产业，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和鼓励吸收外资的政策。一方面通过关税、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等措施实施进口限制。在这一阶段，国家放开部分贸易经营权，增强了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

——摘编自余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的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