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朝中期，一些原本只能由皇室、贵族和官员才有资格享受的衣食住行也逐渐走向商业化和世俗化。万历年间编纂的《通州志》记载，该地之前在饮食上很简朴，“贵家巨族，非有大故不张筵”，但如今“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富裕人家竞尚奢华，明朝文人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说“国潮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崇尚服饰奢华成为一种时髦。房舍等第之分不断被突破，江南地区兴起了“园林热”。明人所著《建业风俗记》记载，之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而到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一些钟情山水的文人或结伴或独行，遍游山川，出现了徐霞客等一批旅行家和沈周、唐寅那样喜欢自然山水的画家。

——摘编自陈忠海《回看历史，大明朝因忽视“供给侧”错失机遇》

材料一   据《天工开物》记载，明代高粱、玉蜀黍、番薯等开始普及，“燕、泰、晋、豫、齐、鲁诸道，蒸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梁仅居半；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腹焉，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者二十分而一”。粮食生产以外，也有为满足衣着生产的棉、麻、苧等，还有染料蓝靛、红花等以及其他手工业生产原料，蚕桑的栽育几遍天下。棉花种植，“江花出楚中”“北花出畿辅、山东”“浙花出余姚”“姚邑之北乡濒海……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闵粤，西达吴楚，其息岁以百万计，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

材料二   1920年《北四省灾区视察记》道：“因日本人近来在内地办的纱厂很多，而且棉花出口也很厉害，棉花的需要既多，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几有每年连麦全不种的……粮食遂陷于空虚状态。”据部分地区1921-1925年农家调查材料表明，农民消费资料中，自给部分占65.9%，购买部分占34.1%，而在购买品中，如山西，“八口之家，无一人之身无洋货者”。1933年，湘、鄂、皖、豫、赣五省主席联电国民党中央，称：“外洋米、麦同时输入倾销……（国米）销愈疲，价值愈落，农民所需耕种各费罄谷之值，不能抵偿。”

——摘编自刘彦威《世界市场体系下的近代中国农业》

材料一   元朝福员“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当时，在中国市场上有非洲出产的珍珠、象牙、厚负等，有越南的藤杖，有伊斯兰瓷器。窝阔台即位之初，他拿出国库的资本交给斡脱（官商），让他们放手经营。《元典》中有“忤脱户，见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钦依先帝圣旨，见住处与民一体当差”的记载。元沿宋制，设市舶提举司为海外贸易管理机构。1278年，忽必烈下旨：“诸藩国诚能来朝，联将宠礼之。”对外贸易无论水陆均“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还把商业税率从30税1，降至60税1，甚至“置而不税”，对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梢水”及其家小，给予“免除杂役”的优待，使元朝对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摘编自梁凌霄等《试论元朝商业繁荣的原因》

材料二   1978年12月，中美发表建交公报，西方市场的大门正式向中国敞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明确指出了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我国的外贸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次年，中央批准广东和福建两省在对外经贸活动中采取特殊政策，并在上海、北京、天津设立地方外贸公司，对外贸新政策在试点区域逐渐推开。一方面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和扶持出口型产业，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和鼓励吸收外资的政策。一方面通过关税、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等措施实施进口限制。在这一阶段，国家放开部分贸易经营权，增强了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

——摘编自余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的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