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 开元初，栗田（日本使臣） 复朝，请从诸儒受经……其副 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 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官职 名称），多所该识（掌握众多学 识），久乃还。 ——《新唐书》

② 榆林窟壁画《玄奘西行求法》

③ 在印度尼西亚打捞的一艘唐代 商船中，发现的带阿拉伯人像的长沙 窑瓷器

材料二   1757年，清朝将通商口岸缩减至广州一处，对外贸易皆由官府指定的广州     “十三行”行商代理。清政府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禁止外商雇役华人办事，规定外商平时不能随便走出商馆，只能在每月逢八之日出外游览散步，且人数不得超过十人，对华人出洋船只型制大小、货物品种数量、商贩水手人数、往返期限等，清政府也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1861年)

材料一   明朝时期政府实行贸易的双轨制度，将贸易分为官方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明初政府颁布禁令：“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原因是政府考虑到沿海居民的胡作非为，“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者居十七”。但官方的“朝贡贸易”却十分兴盛，“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前来朝贡的国家有十多个，如暹罗、占城、扶桑、琉球、朝鲜等。每次使团前来带来的都是该国的贵重礼物，但因生产力落后，“进贡之物，大都草率不堪，甚者尤极不堪，而朝廷所赐缯、帛、靴、帽之属……”明朝采取“厚往薄来”的原则，回赠的物品价值往往超过对方数倍。

——摘编自李凤琼、秦超超《明朝与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情况比较》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了迅速恢复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央贸易部召开了一系列有关出口的全国性专业会议，如丝绸会议、茶叶会议、钨锡会议等，研究大宗出口产品的产销情况，通报国际行情，制订1950年出口计划和具体的保证措施。促进了1950年度出口的恢复和发展，基本达到了或超过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同时，贸易部还召开了全国进口会议，专门讨论民用品的进口问题。根据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既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的局面，又根据国内的需要掌握进口。为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发展外贸，政府在大力发展国营对外贸易的同时，还注意发挥当时占较大比重的私营外贸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作用，实现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摘编自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