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至清中叶，朝廷极力控制民间贸易的规模和实力，对于商民出海不但不予鼓励和扶持，反而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限制，对于东亚海域的庞大市场，始终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不是广开利源大力发展贸易，而是不计经济税收之得失，寓种种限制于对外商品流通之中，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势力始终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民间海上力量也就难以与有着国家强大支持的西方殖民航海势力相竞争

——摘编自范金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晚清政府海军近代化改造和近代海军的建设正式提上议程。1880年，清政府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在天津设立海军营务处。到1884年初步建成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然而，在海军建设上，李鸿章等人深信“造船不如买船”，滞缓了本国造船体系的发展，海军无力自行补充。从海军部署情况分析，近代海军部署基本距制造所在地较近，而作为列强侵略重点的区域几乎游离于海防体系之外。在战略指导思想上，重“守”轻“攻”，火炮大口径居多，速射炮较少，使得海军装备吨位重、航速慢、灵活性差，同时甲午海战中“避战保船”的战略防守思想最终损失了制海权，消极防御导致了北洋海军的覆灭。

——摘编自王佳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

材料三   当今世界，中国要成为海洋强国，就必须进行范式创新。以往或通过军事、或通过经济等单一领域手段成为海洋强国的范式将难以被继续复制。中国必须同时兼顾海洋控制、海洋复制和海洋治理三大议题，中国的海洋经济活动早已遍布世界大洋各个角落，中国海上力量在应对海盗、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海上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胡波《国际海洋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材料一   到战国时期，土地商品化的趋势加速了土地兼并，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与此同时，经商、务工与营农之间的经济收益差距已成为现实的社会认识。工商业经营的丰厚利润使人们趋之如鹜，弃农经商的盛行成为统治者忧虑的社会问题。面对商品经济对农业经济的冲击，统治阶级开始思索解决的办法。

——宋娟《古代政府干预商品经济政策渊源》

材料二   宋代因西北陆路通道阻塞，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发展。……与宋通商的国家除了日本、高丽以外，还有散布于印度支那半岛、南海群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以及东北非洲海岸的海南诸国与西天诸国共50多国……两宋先后在广州、明州、杭州等处设置市舶司与市舶务，主管进出口贸易……市舶收入不少，仁宗皇祐年间，岁入53万余贯，南宋高宗时达到200万余贯。

——李春裳、侯力《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三   清朝统治者幻想关上“天朝”的大门，以永保长久统治。但是，这种消极落后的政策，既不能阻挡住凶恶的欧美侵略者，也不能减轻侵略的祸患。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侵略殖民地，闭关政策既不能影响和改变外国资本主义本性，也不能妨碍它们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发展，反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窒杀了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造成了沉闷、闭塞、停滞、倒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拉越大。它是徒劳无益而且十分有害的政策。

——摘编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可匹敌的制作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

——摘编自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浙江湖州，每亩桑田出售桑叶可获利5两白银，比种植水稻要高出一到两倍。当地部分养蚕人自己不种桑树，依靠购买桑叶养蚕。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ニ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一 “嘉靖倭乱”的发生，是明朝“海禁”政策导致的全球化与中国市场需求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结果。1567年，嘉靖皇帝痴逝，随后隆庆皇帝即位。隆庆皇帝宣布在津州月港开海，允许津泉两府商人出海贸易，“准贩东、西二洋”，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有人测算，晚明从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16世纪七十年代年均约28.5万两，八十年代年均约88.9万两，到1600年以后年均达到100万两的规模。伴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的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东南亚各港口。与此同时，明末的海外市场需求也直接刺激了江、新、阔、亭、数等地区的丝织业、棉织业、染织业、制壳业、铁器业、制糖业等行业的发展。

——摘编自陈高胜《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材料二 1898年，清廷下话：“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侵占。现当海禁润开，强邻环何，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视舰，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经过新政期间的努力，截至辛寒，中国自开商峰（意即中国主动开放的通商口岸，它与条约口岸的实质区别在于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列强控制了口岸的政治决策权及行政管理权）的数量已由成成时期的3个增加至19个，如果加上同时期东北开放的16个，其数量已多达35个。

——摘编自杨天宏《近代中国自开商峰研究述论》

材料三 自2013年设立上海自贸区至令今，我国已设立四批自贸区，再加上刚刚宣布的海南自贸区（港），我国的自贸区数量将达到12个，正是这些自贸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门户。除了海南的跨“级”连跳，直接批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和自由贸易港外，其他已经获批设立的10个自由贸易区最有机会实现升级“自贸港”。

——整理自侯名芬《我国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价值新论》等

材料一：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省督抚提镇曰：“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

“福建、浙江、广东、南京四省近海处各移内地三十里，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食之粮，饿殍已在眼前。如福清二十八里，只剩八里。长乐二十四都，只剩四都。”

——摘编自《清世祖实录》等

材料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七月，上曰：“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曾断绝？”……“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令海洋贸易，实有益于民生”。“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故令开海贸易。”

——《清圣祖实录》

材料一   海上丝路主要繁荣于中唐到宋元时期。该路指从中国东南出海至太平洋，或经南海至印度到南亚、西亚及非洲的航路。唐以前海路一直是陆路的补充，但中唐以后陆路阻绝，加之经济重心南移，指南针发明及航海技术进步，海上丝路开始繁荣，超过并逐步取代了陆路。北宋，南宋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非常重视商业和海外贸易，保证了海上丝路的持续兴旺。元朝时海路更加畅通。明朝开始海禁，然郑和近30年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但由于仅为官方外交，劳民伤财，缺乏民间参与，给政府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明成祖去世后很快就停了。清朝更加封闭，康熙在开海禁后仍不许与西方贸易，乾隆开始全面闭关锁国，到后来只许广州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贸易，海上丝路走向衰落。

——摘编自杨正位《丝绸之路的历史动能与当代启示》

材料二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有人将其同美国二战后推行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马歇尔计划”出现在冷战时代，从一开始就带着意识形态的浓厚色彩和分庭抗礼的对立气氛。这个被冠以“欧洲复兴计划”的工程，明确将8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外。“一带一路”在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势中应运而生，是时代的新生儿，既遗传了古人开古丝绸之路、追求交流合作的基因，又洋溢着涤荡冷战残余、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的志向。沿线国家既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也有搞资本主义制度的；既有信奉佛教的，也有以伊斯兰教立国的；既有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也有秉承东方理念的，“一带一路”遵循平等，追求互利。古丝绸之路纵横万里、跨越千年，关键在于它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推动了欧亚大陆国家的整体繁荣和进步。

——摘自人民日报《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根本差别》

材料一：唐朝时声威远播，其富甲天下吸引着远近各国商人纷至沓来。由于海上交通空前发达，历代政府高度重视海外贸易，而陆路交通又时常受到西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和控制。因此，这一时期，海外贸易逐渐取代陆路贸易而居主要地位，这便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格局。

材料二   清初，清政府采取闭关政策，限制海外贸易。康熙在位时，曾一度开放漳州、澳门、宁波等少数港口，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又趋繁盛。到乾隆、嘉庆年间，面对美国等国殖民者在沿海的非法活动，对外通商只限定在广州一处，清政府又一次将海外贸易封闭起来。

——摘编自李世龙《试论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广州贸易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称为行的商号，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开办这些行的主人，即所谓的“行商”，向朝廷捐呈大笔钱财，以保证他们的垄断性特权；据说捐资的数额约为20万两，或5．5万英镑。据称在明代万历时期（1573-1619年），就有大约三十六个行商与十四个国家进行贸易。到明朝末年，行商的数目下降到了十三个，故有了“十三行”的名称，一直持续到清代。由于广州贸易是在外国私商和中国臣民之间展开，所以无需任何官方的外交关系，只要有非官方的生意往来即可。这样，洋商与中国官府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洋商只能通过指定与他们做生意的中国特许商人，向总督、巡抚和“户部”转呈禀贴。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

材料二英国东印度公司创立于1600年，最初的正式全名是“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它是由一群有创业心和有影响力的商人所组成。这些商人在1600年12月31日获得了英国皇家给予他们的对东印度的15年的贸易专利特许。……1609年，詹姆士一世向东印度公司发出了一张不设期限的特许状，特许状只会在公司连续三年没有盈利的情况下才会被取消。1670年，查理二世发布了五条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指挥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和在被占据区就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力。东印度公司的敌人包括商业竞争者、敌对国家和国内的敌对势力，因此它需要更多的保护权利。1680年，公司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1858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行商”产生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十三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点并分析二者对中英两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