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张之洞督鄂前，武汉民族工业完全空白。他上任后的18年内，本着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的指导思想，创办了包括军事工业、钢铁冶金工业和纺织工业，各个企业内部又自成体系，如汉阳铁厂就是集开矿、采煤、炼铁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张文襄公治鄂记》中评论张之洞“治鄂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有四点，即“远识”“毅力”“缜密”“精勤”。湖北曾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其文化与学术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身兼学者和官僚两重身份的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十分重视文化和教育。通过创办各式学堂，构建起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普通教育与实业教育、军事教育相互配合，一起发展的现代教育体系。湖北也是近代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湖北新政培养出一大批诸如黄兴、宋教仁、李四光、刘艺舟等政治文化名人。他们或驰骋于疆场，或耕耘于科学和教育园地，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科技与学术的精英。从19世纪60年代至辛亥革命爆发的五十多年内，武汉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天灾，武汉获得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环境。自五口通商尤其是上海开埠后，中国外贸格局发生变化，长江沿线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城市汉口等相继开埠，长江干线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于是，武汉因其长江之居中位置而成为内地通往上海的唯中转点。汉口的市场吸引力和辐射力也大大增强。

——摘编自涂文学《“湖北新政”与近代武汉的崛起》

材料二   中国近代史上，就城市的影响力而言，上海、广州、武汉可谓风头最劲。上海挟江海交汇之势而成为中外贸易之门户；广州久为通商口岸，华洋混杂，中外交通，经贸影响自成一格。而武汉则以更活跃的政治表现进入中国近代史的舞台，承载起国家民族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以“大武汉”的磅礴气势，书写了近代史上舍我其谁的时代担当。正如《武汊之歌》中所唱的：“用我们的热血铸造起荆楚之魂，用我们的脊梁托起一个新的乾坤。”2020年，当新冠疫情发生时，医学专家钟南山更是动情地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摘编自周德钧《“大武汉”之崛起—论武汉建市的历史缘由与现代价值》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为了自强，对西方技术开始系统引进，随后，采矿、冶金、交通、纺织、通讯等方面的企业陆续开办。1863年，容闳赴美采购机器，所购百余种机器成为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设备，雇洋匠制造舰船，又用这些工作母机生产出枪炮、机车、农机等；1872年，侨商陈启源回国，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台湾基隆煤矿，1876年由官府正式办矿，用机器开采并聘请英国矿师翟萨指导勘探；1882年，英国商人开办的“上海电光公司”开始发电，随后，上海租界工商局以6.61万两白银买进了新申电气公司的全套设备，兴建了裴伦路发电厂；1892年，著名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投资300万两白银创办的“张裕酿酒公司”，是中国第一个工业化生产葡萄酒的厂家；青岛四方车辆厂由德国人创办于1900年，是与胶济铁路同步建造的一个工厂，是青岛市历史最悠久的工厂，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里，工厂主要从事铁路机车、客车以及货车的修理和组装。

——据姜探寰、韩学勤：《中、日、俄近代技术引进的比较研究》等

1950年至1959年间，中国合计进口415项成套设备，其中304项来自苏联，另外108项来自东欧国家。在1953年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中就明确规定，对于由苏联援建的企业，苏联供应的设备约为各技术设计中所规定的设备之价值的50%到70%，其余的设备则由中国工业自己制造，到1957年机械设备的自给率已达到60%以上。作为苏联援建项目之一的北京电子管厂在即将投产时，由于苏联不能如约供货和西方对重要物资的封锁甚至面临着因缺乏核心原材料（镍材）而根本不能开工的困境，以镀镍铁等材料进行替代的“国产化”办法确保了电子管厂的如期投产。

——据王丹莉：《新中国技术引进的历史检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