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主要集中在闽广商人手中，长期以来在朝贡贸易下，海外商人属于非法商人，直到1567年开放海禁以后才获得合法身份，但商船、数量和贸易地区仍受到严格限制，海关税饷虽有定额，但往往官吏“卖放指吓，倍索常例之外”。另外明朝政府刑法民法部分，有时“以罚代刑”，有时“以刑代罚”，更别说有独立的商法或海商法了。15到17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商人的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是独资和合伙制度，其雇佣的工人多由虚拟血缘关系的“义男”“义女”组成。这一时期商人群体虽然形成了商帮，但组织涣散，缺乏自发形成的海外贸易同业组织。

——摘编自王晶《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从身居高位的官僚到凡夫俗子、学徒、手工业者等都有经商倾向，例如南通状元张謇，成为“通官商之邮”的大绅商；光绪15年进士王同愈脱离官场从事商务等。近代沿江沿海的口岸处在中外关系的前沿位置，因“贸易旺、信息灵、人气盛”，成为商人群体的摇篮，据统计，1912—1928年，商人群体中，浙江商人占总数的34%、江苏占26%、广东占17%、福建占5.3%。伴随着商人群体的崛起，1904年诞生了跨行业、不限籍贯、拥有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民主色彩的商会，其宗旨是振兴中华工商业。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经济通史》

材料一   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商人、旅行家以及传教士纷纷东来。他们深入中国内地，对茶叶的认识和宣传更深、更广。在17世纪，荷兰是欧洲国家中最大的茶叶贩运国和茶叶经销商，它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除满足本国的消资外，还贩卖至欧洲其他国家和北美殖民地，从18世纪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支配世界的茶叶贸易。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未达到330万英镑，占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因此茶叶被称为‘绿色黄金”，清中期放松对茶叶控制，茶叶贸易出现跳跃式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后期，茶叶一直是中国占第一位的出口商品，对英国来说，“如果没有茶叶，工厂工人的粗劣饮食就不可能使他们顶着活干下去”，英国工人饮茶是一个其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

——摘编自《近代欧洲的茶叶贸易与中田茶文化的西传》等

材料二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开始在印度引进中国茶苗、实行茶叶机械化，六十年代末印度茶开始出口并发展迅速。华茶出口税按值百抽五税则，出口正税2.5 两，茶价只有每百斤50两才相符。茶价跌落后，税则如故，关税占到茶价四分之一以上，“茶货出口逐年递减。”对此，湖北、四川等地率先创办茶业学堂。20世纪初又迎来了一个引进制茶机器、兴办茶叶公司的小高潮。从清末到民初，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减免茶税条文。但地方政府无税减税条文，为了保证时政收入，依然巧立名目，加增捐税。 1919年，英国为了确保印度茶叶的销路，拟对华茶征收特别税每磅两便士，使华茶市场更是雪上加霜，当时北洋政府无力与英国交涉，以取消差别税。最终，华茶外销急转直下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摘编自《中国社会挽救华茶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