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绫绸之利”，渐成风尚，城镇中“络玮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职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至康熙六年（1667）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摘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二   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中能够直接应用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工场微不足道，棉纺织业的工业化，还缺乏可资利用的现存的手工业基础。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纱锭数，截至1895年底止，“共为197396枚，工作纱锭162396枚，布机累积数4008台，工作布机3550台”。1895年后，机器棉纺织业成为华商投资设厂热潮的重点。据统计，“至民国2年（1913），中国全国华洋各厂共有纱锭982812枚，其中华商651676枚，日商233448枚。全国布机9389台，其中华商4633台，日商3546台，英商1210台”。日商与英商数量呈下降趋势。……这些经济的发展使民族资本家和产业工人数量增加，为救亡图存运动积蓄了力量。

——摘引自《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

材料一　近代中国大城市主要兴起于沿海和条约口岸。这些地方外资集中,进出口贸易繁忙,政府又开展了自强运动,使得更多的中国商人移居那里,同时,失去生计的农民也来到城市寻找工作。这样,越来越多的沿海和条约口岸成为中国金融、工商业和人口集中之地,如上海、南京、广州、汉口、天津都发展成为相当规模和拥有一定财富的中心城市。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中国资本家组织了一个公司,使用外国机器轧花……以资本五万元开始营业,日本大阪造的机器,包括蒸汽机和锅炉……已于1887年运到宁波。……公司是私家经营,职工有外籍技师一人,中国职工约一百人……它迄今还没有分付股息,因为这个缘故,同时又由于原料昂贵以及日本的竞争,业务难以改进,此厂已濒于停业——希望它只是暂时停业。

材料三 公司是私家经营,职工有外籍技师一人,中国职工约一百人……它迄今还没有分付股息,因为这个缘故,同时又由于原料昂贵以及日本的竞争,业务难以改进,此厂已濒于停业——希望它只是暂时停业。

——摘编自《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