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末中国人办的制造业和采矿业，集中于上海、南京和汉阳，多是官方和半官方的采矿、冶炼和纺织企业。1895年起，华资制造业数量有了增加。政府在1903年成立商部和1904年颁布“公司法”，各省商绅反帝民族主义情绪也是一个原因。这些企业均有官方资助和支持（如采取部分免税或垄断某些市场等形式）。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冶萍公司就作为官督商办企业由盛宣怀管理，并依靠李鸿章和张之洞支持。即使象张謇的大生纱厂（1899年）和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1907年）等商办企业，也要归功于官方的关系，大生得到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支持，启新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材料二   晚清时期，工业各种组织特别是近代银行制度并不存在，政府不能建立和保证一个有法律、商业和教育等制度的体制。由于没有关税自主权和外国人已索取的特权，华资企业无法与进口货和外资企业竞争。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经济是贫困的：农村人口在人地比例日趋不利的情况下生活，农业技术发展潜力消耗殆尽。但阻碍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资本的绝对短缺，问题在于本来有限的经济资源，在只有根本的政治变革才能打破的传统束缚中一直没有发挥作用。经济成就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是当初公行等垄断事业的特征，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时期，这种结合也没有分裂过。

——摘编自《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美）费正清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