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绫绸之利”，渐成风尚，城镇中“络玮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职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至康熙六年（1667）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摘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二   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中能够直接应用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工场微不足道，棉纺织业的工业化，还缺乏可资利用的现存的手工业基础。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纱锭数，截至1895年底止，“共为197396枚，工作纱锭162396枚，布机累积数4008台，工作布机3550台”。1895年后，机器棉纺织业成为华商投资设厂热潮的重点。据统计，“至民国2年（1913），中国全国华洋各厂共有纱锭982812枚，其中华商651676枚，日商233448枚。全国布机9389台，其中华商4633台，日商3546台，英商1210台”。日商与英商数量呈下降趋势。……这些经济的发展使民族资本家和产业工人数量增加，为救亡图存运动积蓄了力量。

——摘引自《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

材料一   由于财政上的需要及外力的冲击，晚清政府开始重视工商业，并有实际的举措，但此时的重商主义是有局限性的。政府之目的仍在对外，并未认识到商业本身于民生的重要意义。经济民族主义是晚清重商主义的核心，“商战”是其主要口号，并为商人所欢迎。但晚清的重商主义有别于英国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实质在于其目的是指向国家的强大，以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有利的基础。商人地位的抬升，是服从于这个大目的的。实际上，晚清商人从来就未能获得其欧洲同行的地位。商人私有财产权仍处于暧昧之中，法律上并无此类产权的保护规定。夺富思想早就见诸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议论及政治家的实践，故商人的财产经常会遭遇政府的侵犯。轻商的社会风气也未能从根本上祛除。

——摘编自冯筱才《从“轻商”走向“重商”——晚清重商主义再思考》

材料二   自19世纪中叶西方武力入侵、五口通商开始，中国经济逐渐被卷入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世界经济体系，商品经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业资本不断积累并逐渐转向生产领域，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产生。社会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作为外因触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口岸城市的增多以及口岸城市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构成了“重商思想”的社会基础。晚清重商思想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情况下萌发的，因而带有浓厚的兵战色彩。在对外贸易上具有浓厚的商战色彩，晚清重商思想论者认为加强政府干预的主要形式是“官督商办”。

——摘编自刘季富《晚清重商思想与西欧重商主义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