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9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了《乡镇自治施行法》，但区乡政权建设并没有实现制度设计的目标，导致国民政府对乡村管理的脱离。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成立了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区村镇公所组织法暨区长、村长、镇长、闾邻长选举法》等文件。1938年3月，边区政府发布了第一次村选命令，边区各村镇随即掀起民主选举村长的浪潮。据统计，晋察冀边区有8000多个村庄进行了民主选举，参选村民占40%—50%。阜平被称为“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个人民都是战士，绝非轻易撼动”的地方，毛泽东亲自授予以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光荣称号。

——摘编自陈新海《试析20世纪四五十年代冀西地区乡村基层政权建设》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家开始对农村社会原有的治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改革农村生产经营制度，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将土地的生产经营权和分配权下放给农民，由农民自主地安排生产和生活；二是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由乡镇政权组织行使国家管理职能，在乡镇以下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

——摘编自杨弘等《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启示》

材料   吴江农村四十年变化专题调查汇总

——摘编自陈仲达《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吴江农民思想观念深刻转变》

材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章。张掖是传统农业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发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1956年，以小麦平均亩产188公斤的生产水平成为全国9个小麦高产县之一，1986年被确定为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和蔬菜生产基地。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的改善，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逐年提高，使农业产业化经营步入正规化发展轨道，农业生产力快速提高，农村由全面贫困发展到解决温饱，乃至全面实现小康，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1978年—2017年，张掖市农业增加值由1.22亿元增加为101.16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5.49%，农、林、牧结构由72：1：18调整为74.5：1.2：24.3，畜牧业比重提高了6.3个百分点。农作物播种面积由228.95万亩增加为433.44万亩，粮食总产量由4.44亿公斤增加为13.76亿公斤，年均增长2.94%。使粮食生产基地和养殖基地的基础地位越加牢固，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产品保障供给，调节和提高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张掖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民生状况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摘编自张掖市统计局《改革开放四十年张掖市社会经济发展综述》

材料   近代中国农村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由此而形成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农村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危机四伏的社会。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一批近代知识分子，力图在已有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下，通过非暴力的社会改良，拯救农村、复兴民族，重新回归社会和谐，实践自己的理想。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理想及其实践诚然可贵，但是收效甚微，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风起云涌的社会环境，激烈的政治革命、武装斗争，并没有给农村改良运动大 多的实践空间和时间∶在时尚革命、推崇暴力的近代中国，以改良为主要手段的，温和的、非暴力的实践，非但很难具备实现的条件，而且对于暴力斗争的双方都难以讨其好。

——摘编自张忠民《和谐的努力与幻灭———略论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材料二   2006年，中共中央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已经形成了粮食、高牧，搐菜，水（干）果等种养殖业为支柱的若干产业，一些特色经济发展快速，优势突出，农村商贸物流和县域旅游产业有了巨大发展。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多，图书馆、科技推广站等设施逐渐建立和完善；精神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不良社会风气逐渐减少，社会和谐程度不断提高。农村移动通信信号覆盖率超过90%，家用电器种类和质量不断增多和提高，住房质量大为改善，村庄整体布局逐渐美观。通过村务公开、管理民主、财务透明、民主选举等措施，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途径不断增多，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

——摘编自刘利雨《论新农村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材料一   上海解放后，投机商囤积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扰乱市场秩序。从1949年6月23日到7月30日，上海物价上涨了一倍多，并影响到整个华东、华北和华南等地。党中央决定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再打一场“米棉之战”。11月15日至30日，从东北地区每日调运1000万吨粮食进入关内，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西安，南京等大中城市也都调集了大批的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11月25日，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大城市一齐行动，大量物资像潮水一样涌入市场。投机商们措手不及，竞相抛售存货，愈抛愈贱，愈想抛愈难以脱手。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步回落，一举结束了物价猛烈上涨、市场混乱的局面。

——摘编自《共和国的经济战争—米棉之战》

材料二   中国农村改革发端于1978年末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随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短短几年时间就扩展至全国。1982—1986年，连续发布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农村创造的经验，排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1985年，国家将粮棉油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派制度逐步改革为以计划为主与市场调节为辅的制度。同时，政府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科学育种，农业产量逐年提高。政府还对农产品大幅度提价，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1991年的708.6元，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76万吨增长到1991年的43529万吨。

——摘编自万宝瑞《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业政策的演变、特点与启示》

材料一   1953-1976年是我国集市贸易政策的探索时期，这个时期基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制贸易”政策或在“统制贸易”政策下对自由贸易的探索，渠道单一，较为封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统制贸易政策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1985年初中共中央正式提出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此后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范围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大大增强，从此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集市贸易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摘编自张先友《论新中国党的集市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材料二   新时期我国乡村集市的繁荣，意味着农村消费市场在发展。当前大多数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商品化程度都在不断提高，而且由于市场能给广大农民带来便利和价廉物品，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自给而选择市场，长期下来自然就依赖于市场了。所以，乡村集市的繁荣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市场化和城镇化。尽管目前的乡村集市处于低端市场层次，甚至还存在由监管的松散和缺失而引发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状况是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即由农村经济发展和结构所决定的。乡村市场的现代转型问题，关系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发展。

——摘编自陆益龙《制度、市场与中国农村的发展》

材料   抗日根据地，是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面对1941年以后的严峻形势，各根据地军民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的生活，调动其生产和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顾富农和地主的利益，联合其共同抗日。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步，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和肥西县成为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策源地。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于1980年召开座谈会，形成《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纪要。随着文件精神的贯彻执行，以“双包”著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向前发展，到1982年6月，全国实行这一制度的生产队达到71．9%。

——摘编自杨凤城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