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上海解放后，投机商囤积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扰乱市场秩序。从1949年6月23日到7月30日，上海物价上涨了一倍多，并影响到整个华东、华北和华南等地。党中央决定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再打一场“米棉之战”。11月15日至30日，从东北地区每日调运1000万吨粮食进入关内，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西安，南京等大中城市也都调集了大批的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11月25日，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大城市一齐行动，大量物资像潮水一样涌入市场。投机商们措手不及，竞相抛售存货，愈抛愈贱，愈想抛愈难以脱手。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步回落，一举结束了物价猛烈上涨、市场混乱的局面。

——摘编自《共和国的经济战争—米棉之战》

材料二   中国农村改革发端于1978年末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随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短短几年时间就扩展至全国。1982—1986年，连续发布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农村创造的经验，排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1985年，国家将粮棉油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派制度逐步改革为以计划为主与市场调节为辅的制度。同时，政府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科学育种，农业产量逐年提高。政府还对农产品大幅度提价，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1991年的708.6元，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76万吨增长到1991年的43529万吨。

——摘编自万宝瑞《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业政策的演变、特点与启示》

材料   求新是中国历史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中华文化传承不息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材料   抗日根据地，是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面对1941年以后的严峻形势，各根据地军民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的生活，调动其生产和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顾富农和地主的利益，联合其共同抗日。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步，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和肥西县成为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策源地。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于1980年召开座谈会，形成《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纪要。随着文件精神的贯彻执行，以“双包”著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向前发展，到1982年6月，全国实行这一制度的生产队达到71．9%。

——摘编自杨凤城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材料   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导向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推行。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制度统筹规划，还是基层政府的地方改革实践，政府始终处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导地位。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基本是通过分阶段、分步骤释放制度改革的红利以实现户籍制度所附载利益的剥离与扩散，从而改变户籍制度的粘附性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经历了由逐步松动到有限突破再到一体化实践探索的过程。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域差异，如上海市的蓝印户口即是一种独有的载体形式。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回归人口登记的本原功能，即通过逐步剥离户籍制度福利分割、社会分层等冗余功能，还原了人口信息记载的基本功能。

——摘编自邹一南《户籍制度改革的内生逻辑与政策选择》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消灭地主阶级，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经过土地改革，全国3亿多农民分得耕地等生产资料。消灭了剥削制度，农民成为独立经营的小生产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为了使个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将有限的农业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中共中央提出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到1956年，90%以上的农户加入农业合作社，实现了由土地私有基础上的个体经营向土地公有基础上的集体经营过渡，在农村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编写组《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还有两亿多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在中共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逐渐推广开来。农民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农民生产的产品“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它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材料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1981年底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在农副产品的购销中实行合同制，通过合同将国家计划和农民生产协调起来。1983年开始，中央陆续制定调整农副产品购销的政策，逐步减少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品种和数量，并采取多渠道经营。1984年，农业丰收导致全国性的“卖粮难”，改革流通体制，势在必行。198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针对统购派购制度的改革文件，规定：粮食、棉花、油料、烤烟、蚕茧、糖料等大宗农副产品继续由国家定价，实行合同定购，农民完成合同定购任务后，可以自由购销。

——摘编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