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开放后的深圳当年共与客商签订 885 个项目，协议投资额达 51 亿港元，其中中外合资合营的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 90.3%。与此同时深圳人口激增，到 1983 年底就从原来的 2 万增至 30万，蔬菜供应空前紧张。当时国家统一定价青菜 0.05 元/斤，深圳种菜成本是 0.3 元/斤。后来开放市场，让市场决定菜价，菜价飙升至 1.2 元/斤，后稳定在 0.4 元/斤。
——根据《深圳口述史》（下卷）整理
材料二 2019 年 8 月 27 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指导，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共同主办的“新中国外交 70 年：回顾、启示、前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锦江小礼堂举行。有学者在会上表示，上海见证了新中国外交的重大进程。
——据中新社等报道整合
（1）根据材料一，概括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经验。结合所学，指出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的 重要地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上海如何“见证了新中国外交的重大进程”。
材料一 真正的改革先锋不是国营企业，而是那些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在这些“边缘革命”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变革是在中国经济最为薄弱的环节农业中爆发。中国政府于1979年着手改善农业环境，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改革是自下而上展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业改革过程中极其重要，从长远角度看，农民重新获得的经济自由对发展农村经济的意义要重大得多。
材料二 在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诸多“边缘革命”中，经济特区的开辟和发展，在推进中国向世界经济开放的过程中，起到了尤为关键的作用。经济特区被视为学习资本主义以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性的实验室。在整个80年代，政府都因担忧经济特区会被资本主义蚕食而不安。选择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作为首批经济特区，实际上是个折中做法。拥有相同的地理优势的城市并不止这四个，但它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过于重要，试验中的任何闪失都有可能会对社会主义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特区得到稳步成长，从中国经济的外围逐渐向核心渗透。
——摘编自【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著《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农民重新获得“经济自由”的措施和“经济自由”的含义，并简析农业改革的影响。
（2）据材料二，概括选择首批四个经济特区的原因，并说明经济特区设置的作用。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主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