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认为人先天具有善性，之所以向恶，那是因为有情与欲的侵扰，而产生情欲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身的存在。所以人身所蕴含的自然情欲需要道德修养来节制，道德修养是达到身心和谐的必然路径。儒家认为每个人都先天具有“良知”“良能”，固人人可得而教之。因此儒家强调对个体的教化与人治，而不提倡惩戒和法治的作用，甚至蔑视法治，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人性善的终极理想是成为“内圣外王”的圣人。“内圣外王”是指圣人既有厚德载物的美德，也有博施于民的抱负，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两者融会贯通。圣人是儒家至高境界“内圣外王”的化身，是“止于至善”的楷模，是“修齐治平”的典范。
——摘编自靳浩辉《儒家人性本善与基督教人性本罪之比较》
材料二 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人无法超越自身的“原罪”。为了遏制人性恶的泛滥，必须依靠外在法律的规训。启蒙运动以来，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康德、黑格尔，虽然他们关于人性的阐释有诸多不同，但从根本上都同样包含着某种人性恶的预设，即出于自然本性而趋利避害有可能滥用自然权利。英国阿克顿勋爵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就宣称：“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正是基于对人性恶的深切体察，所以不能任人的权力欲如脱缰野马，必须加以控制。从人性的罪与恶出发，西方建立了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念。“分权和制衡”的理念得以贯彻，法律成为预防权力洪水肆虐的堤坝。
——摘编自胡伟希《从人性论的差异看中西政治哲学理念的分殊》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关于人性论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关于人性主张不同的主要原因。
材料 1486年以后，德意志开始了新一轮帝国层面的国家构建。
1517年，马丁·路德拉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
1521年，帝国议会通过决议，禁止在德意志传播路德的思想。同时，颁布法令，规定帝国内部实行永久性和平，帝国成员间的纠纷不得通过武力解决。查理五世皇帝和各等级达成一致：整个帝国设10个行政区，重组帝国最高法院，除由皇帝任命的大法官外，帝国最高法院共有24名陪审法官，其中，皇帝可以独自任命6名，其他法官由教会选侯与行政区、世俗选侯与行政区、皇帝与帝国各等级联合任命。帝国各等级同意根据“税收和军事摊派相综合”的方式，由选侯和世俗侯爵、伯爵，男爵、大主教、主教、高级教士、帝国女修道院院长和帝国城市组建帝国军队。
从1520年到1599年，帝国议会每10年召开的次数依次为9次、3次，8次、4次、5次、3次、1次、2次。
——摘编自马克斯·布劳巴赫《德意志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近代德意志帝国国家构建取得的进展。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宗教改革运动对德意志帝国国家构建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对法国启蒙思想家们产生了重要影响。伏尔泰指出中 国历史开始于基督教真主创世前一千余年；启蒙思想家们还发现，中国无宗教压迫，在辽阔的国土 上却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光辉灿烂的文化。魁奈认为中国史籍不局限于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 而是广泛地记述社会各阶层的活动，诸如文人、学子、游侠、商贾等。受此影响，伏尔泰说：“我 希望写下人民的历史。”伏尔泰则指出中国文人的信仰令人赞叹，既无迷信亦无荒谬的传说，更没 有诅咒理性和自然的教条。魁奈对中国的皇帝极为赞颂，认为帝尧一生为民谋福，除百姓的利益外， 别无其它考虑。
——摘编自许明龙《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材料二 卢梭对近代以来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8 年，上海同文书局出版了日本学者中 江笃介汉译《民约译解》，初步介绍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反专制暴政，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 的思想。秋瑾、邹容、柳亚子等人在卢梭思想的鼓舞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文 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受到卢梭教育思想的熏陶，他“曾把卢梭主张的自由、平 等、博爱的公民道德教育作为我国维新教育的目标，重视发展个性，崇尚自然启发，增设美育及提 倡女子教育。”改革开放后，中国文人思想家们翻译了卢梭所有作品，并对卢梭的社会政治思想作 了新的思考，提出了新的观点。
——摘编自李巍《浅析百年来卢梭对中国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学习卢梭思想的阶段特征及其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西文化交流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