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在马可·波罗的中国行之后，一个极为正面的中国形象在欧洲流传长达五个多世纪。这一趋势在17～18世纪通过天主教传道使团得以强化。不同于由世袭贵族及教士把持的欧洲，这个国家不论出身而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现实给天主教传教士们留下深刻印象。中国皇帝对他们而言就像一个开明君主——哲人王，并通过文官系统来保障一个和谐、文明且不穷兵黩武的天下。以至于伏尔泰与莱布尼茨等欧洲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将中国作为正面的外来形象用来批判由教士与世袭贵族把持的欧洲教廷。

18世纪末，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开始急剧恶化。对比共和体制诞生的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工业革命，中国不仅被认为是无可救药地落后，而且毫无发展能力。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中国形象重新走向正面。鉴于欧洲文明的集体自杀，他们从中国引入充满神秘色彩的“道”，以拯救受自身文明进程所羁绊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深受朝鲜战争及东西冷战的影响，中国形象再次开始走下坡路。

可进一步断言，人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实际上很少是为了说明中国，而是用来满足有关自身民族的存亡、恐惧以及自身政治需要。这正印证了犹太人的一句名言：我们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貌，只看到我们“自己”。

——摘编自（德国）卜松山《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

材料一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中国文化的近代性并非全然由西方舶来，而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汇合的结果。徐光启在西学东渐之前即已运用数学语言并且擅长实证研究，顾炎武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的先路。

—摘编自冯天输《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

材料二   赢得个性自由的人文主义者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多方面能力的个人;充满竞争的生存条件也促使他们必须具有多方面的造诣。在意大利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17世纪，也是多才多艺之人辈出的时代。当时没有一部名人传记不在主人公的主要成就之外谈到他在其他方面的造诣，而这些造诣总是超出一般水平。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不但要研究古代经典理论，还要研究地理、历史、文学;不但要翻译古代的戏剧，还要同时兼做导演;此外，他还可能是一名地方长官、外交家。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材料一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实际上几乎所有有钱人家的婚姻就好像生意买卖一样结婚的第一步就是双方男性亲属对财产安排达成一致的协议，但也有因为宗教或因而结婚的，夫妻相亲相爱，理应就会携手营造幸福的家庭生活，在当时，离婚是非法的，但女子可能遭到抛弃大多数的家庭夫妇白头到老。在工匠的家庭中，妻子是家庭和家庭作坊不可或缺的劳动力。

摘编自玛格丽特·L·金著《欧洲文艺复兴（插图本）》

材料二   在欧洲的婚姻史上，宗教改革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此之前，欧洲人择偶和结婚的自由度很大，甚至到了几乎可以任意的地步，男女双方只要表达了结婚的意愿就能结成了一桩合法有效的婚姻，但是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会都致力于重新制订缔结婚约的规则，给有效婚姻的缔结附加了一些条件，其中有一条规女的婚姻需得到父母的同意，这几乎是当时欧洲社会各界普通提出的二个要求后，欧洲人的结婚就变得不如从前那么随意了。

摘编自俞金尧《亲教改革前后欧洲人的婚姻自由问题》

材料三   婚姻要有道德和原则约束，如果为了两个人的婚姻而做出道德败坏的事情，甚至毁坏国家的规章制度，那么这样的婚姻最终的意义又何在？婚姻需要理性，从《社会契约论》可看出，婚姻最终构成家庭，而家庭则是社会不可分制的部分，因此，守婚姻中的道德法律，就是在融入社会。

摘编自曾梦清《从卢梭（爱弥儿）看启蒙运动时期的婚姻观》

材料一   这个世界已经令人激奋的很，没有必要再去考虑来世了。看来人们产生的疑窦是，那种平静、遁世或独身的生活是否就比充满活力的群居生活或家庭生活，乃至纷乱和冒险的生活更胜一筹呢？要叫人相信教士会比俗人好，或是生活会导致严峻上帝的最后审判，这是困难的。认为人的意志和智力会把人引入歧途，这似乎是一种阴郁的教义，认为人是脆弱的生物，需要上帝的感化和拯救，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口是心非的说法罢了。强烈吸引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则是认为人具有巨大能力的这一概念。

——帕尔默、科尔顿《现代世界史》

材料二   路德的思想和教会成了自由的旗帜，因为路德的原则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牧师，他将直接与上帝沟通。这种开放的、可以按照自己心愿与神对话的信仰方式，使基督教徒获得了自由，特别容易在德国和欧洲流行开来。更为重要的是，新教置宗教和教会于政府行政和国家法律的掌管之下，从而消除了教会对于世俗权威的威胁，社会又恢复了它的秩序。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国家对自然经济力量的自由发挥作用不得干涉……在宗教方面，伏尔泰说，“如果在英国仅允许有一种宗教，政府很可能会变得专横……但是，当有大量的宗教时，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处。”在政治方面，卢梭认为，所有公民在建立一个政府的过程中，把他们的个人意志熔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这共同意志的裁决作为最终的裁决……“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他们拉下台；对受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的问题，只有服从。”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   马可·波罗和他口述的《东方闻见录》，引起13世纪末的意大利人对遥远中国的好奇和兴趣上贡献良多。在意大利，关于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详细知识是从16世纪就开始流传的。利玛窦和耶稣会士们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开创了新局面。1685～1750年，这段时间是中国形象在意大利和欧洲的黄金时期。伏尔泰等人发现了儒家学说和中国社会中极其积极的东西，把它当作他们开放社会的自由运动的模范。羡慕中国没有那些在欧洲影响了政治和民事生活的教堂，赞美有利于社会秩序的道德体系。1760年以后，法国的哲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只剩下重农主义者还对中国感兴趣了。孟德斯鸠对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进行批判，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把对专制的批判和礼仪制度比作是一种国家独裁主义的宗教表达。

——摘编自史华罗《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