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学进一步传入，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如林则徐和魏源，主张学习西方，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时期，西学的传播渠道大大增加。1862年，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在北京设立，相继开设了英文、法文和俄文等馆，还增设了天文算学馆。接着，清政府又创办一些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严复、詹天佑等是中国较早接受西方教育的近代知识分子。1868年，专门引进、翻译西方书籍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创办，大量军事、工程方面的书籍得到翻译。这一时期，近代西方的工程技术、科学理论以及社会改革等内容，展现在国人面前。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放眼世界，探索新知，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展开。随着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些学说在中国传播，成为辛亥革命的思想武器。

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吸收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重新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五四运动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选择性必修3·文化交流与传播》

材料     一部中国近代史,同时也是一部中西文化全面交锋、对抗、排拒、吸取、融合的历史,一部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入、全面的历史。梁启超在1923年就概括了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过程。他认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一一“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一一“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一一“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而第三个时期涌现了大量的思想成果。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纷纷涌入中国,通过反复比较、分析鉴定,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出路,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革命逐步走向成功。

——摘编自郝振君《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主要成就及经验教训》

材料   文化在人类的世代繁衍中与时间同行，形成文化传统。它包括前辈所创造并遗留下来的器物形态的文化成果，也包括沿袭下来的各种规范和观念形态的文化遗产，如社会的道德规范、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语言、宗教、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但是，后代人对前代人文化传统的承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代人在继承前代人的文化遗产的同时，必然要进一步对其进行优化，不断扩大已有的物质成果，改造现行的各种典章制度、行为规范、更新思想观念，形成新的文化传统。因而，文化在时间中表现出保守的因素和变革的因素，是保守与变革的统一，在连续中发展。其发展趋势是向上的，表现出文化的进步性。

——摘编自曹德明《文化的共通性和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