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0年，我从山西农村来到上海，进入一个公私合营的小厂当工人，以忘我的劳动精神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中，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1954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那一年，由于我读过小学，有一定文化基础，经过严格选拔考试，我进入了上海市工农速成学校。进入“速成中学”的学生年龄偏大，学习基础较差，需要加倍努力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完成艰巨的学习任务。我一直默默坚持着，常常在教室学习到很晚。1958年，从“速成中学”毕业时，我作为优秀毕业生经组织推荐直接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班主任找我谈话说，北京大学等几所大学都有意录取你，这些院校对学习成绩、政治条件等方面要求都很高。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大学。

——摘编自解义荣《难忘“上海工农速成中学”》

材料二     将工农出身的干部、优秀产业工人、劳动模范培养成工农知识分子，是党和国家人才计划的重要方针政策、时代的必然产物。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受到了工农阶层的热烈响应，一批渴望知识的工农学员在这里学习文化，进入高等学校深造是他们学习的强大动力，学员们拼命学习、提升政治素养，夜以继日地补充知识。工农速成中学改变了这些工农学员的人生轨迹，“农民的儿子上大学”成为了可能；一些没有进入高等院校深造的学生，在工作中也感受到了知识的作用。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既是一项文化政策，从本质上更是一项政治政策的落实。从1951年到1955年这5年中培养了数万名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走进大学的工农学员，也完成了工农知识分子的蜕变，增加了高等院校的工农成份。

——摘编自龚晓蕾《建国初期工农知识分子的塑造与形成》

材料   1949—1951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高等牧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改造旧式教育和恢复学校秩序。1949年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规定；建设新技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颁布的政策规定：第一，在招生考试方面，“对具有相当工作历史的革命干部、工农青年予以特殊照顾”；第二，在课程设置方面，“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第三，在管理体制方面，“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均负有领导的责任”。《人民教育》发文评价道：“新学制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政策在新中国现阶段教育制度上的一种体现，它总结了二十余年来各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经验。”

——摘编自际磊粟洪武《也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高等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