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殷朝素以天命自居，但最终被周所代，究其原因，在于“德”之有无。西周政权把天与德、德与刑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思想为指导，形成了“明德慎罚”、“刑兹无赦"以及“刑法世轻世重”的法律思想。周公认为，“慎罚”作为“德”的前提内容，执政者实施刑罚手段统治国家必须相当慎重，即“慎罚”，这样，西周创造了“以德配天”的家国伦理思想，并把“德"这一抽象的伦理道德范畴引入礼乐教化中，在周人看来，要想“享天之命”，不被“天命”鄙弃，必须以德治民，慎用刑罚，以民意关怀为旨归。
——摘编自赵索依《论西周明德慎行的提出对中国后世治国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西汉建国初期，经济萧条，国库空虚，这种局面迫使汉初统治者阶级深刻反思，他们检讨了法家“专任刑罚”、“重刑轻罪”主张的弊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要，董仲舒对儒学思想加以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荨儒术”的主张。他后来放弃战国以来所奉行的严刑峻法策略，改为“礼法并用”，以“德治”为主要手段，在借鉴西周德刑结合经验的基础上，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理论和天人感应学说为指导，确立了“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马作武《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并分析这一理念形成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西周相比，汉武帝在治国思想上的变化，并简析这一治国模式的影响。
材料一 孔子招收的学生大多数都出身贫寒，例如颜回，《论语·雍也》记载说颜回居住在“陋巷”，只靠一碗饭、一瓢水维持生活；又比如仲弓，他的父亲很贫困，家里连一小块地也没有；另外还有子路等人也都出身微贱，家境贫寒，但孔子并没有因此而拒绝收他们为弟子。
——摘编自陈顺珍《浅谈孔子的教育思想》
材料二 汉武帝兴办官学，但并未使私学停止，相反，私学在官学的影响下得到发展。许多硕学名儒，在未从政或任博士之前，一直从事私人教学，还有一些已经为官者仍然从事收徒教学之事。汉代私人教学从形式上分为“蒙学”或“精舍”（或称精庐）两种。蒙学即童蒙的地方，也就是启蒙教育。精舍是私人专门建立的教学基地，由当时的经师大儒创办，这种私学兴起于西汉，到东汉时特别兴盛，其普及程度在古代史上空前。精舍的学生都比较多，少则百十人，多则千人以上。
——摘编自曹新洲《汉代社会教育》
材料三 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播的结合，是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实现的，为了“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成为儒学发展的关键，因而理学自创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师道，重视通过教育讲学在民间传道。而书院开放式的教学模式和倡导的自由讲学，为朱熹、吕祖谦等人的学术辩难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南宋时期书院重视道德完善与人格教育，理学家制定了书院学规，如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强调求学的目的在于正已、修身，而非追求功名利禄。理学家的“弘教化”和“广设庠序之教”，使人才“继踵而出”，更重要的是可以“正以民心”，以达太平盛世之目的，于是官府大力支持书院建设，并逐渐将其纳入官办学校系统。
——摘编自王晓龙《宋代书院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孔子的教育思想并进行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私学教育兴盛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理学与书院教育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