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
——摘编自荀子《荀子·议兵》
材料二 董仲舒认为:秦统一后,“师申(不害)商(鞅)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又好用酷之吏, 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其最终结果则是二世而亡,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因此董仲舒总结说“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也就是说，“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
——摘编自李俊芝等《董仲舒的德本法助思想》
材料三 黄宗羲的“治法”论所依托所维护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及“天下之法”的制度,与法家为维系君主独断独裁、绝对专制而施行的“以法治国”正相反。他抨击“非法之法”,而且把秦政秦法列为“非法之法”之首,就是抨击法家政治和法家的“以法治国”之术。
——摘编自俞荣根《黄宗羲的“治法”思想再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 合所学知识,比较荀子与孔孟治国思想的不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善治”主张的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黄宗羲“法治”思想的本质,并说明黄宗羲这--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材料一 西周时代，统治者推崇“天命”和“敬德”的观念，所谓“天命”，就是天的命令和旨意，而“敬德”，就是敬天；提倡“以德配天”的观念，故统治者须“敬德”才能获得天命。春秋时代，老子用“道”来代替“上帝”，孔子怀疑鬼神的存在，对于“怪、力、乱、神”等轻易不加言论。不少人把“天”与“民”联系起来，如《左传》中有记载，“民受天地之中而生，所谓命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夫民，神之主也”“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等等。
——摘编自王玉哲等著《中国断代史系列：先秦史》
材料二 董仲舒认为，“天”是宇宙万物之主，“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在他看来，“天之不可不畏敬，犹主上之不可不谨事。不谨事主，其祸来至显；不畏敬天，其殃来至暗，暗者不见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君王能否得到上天降之符瑞，是由天命决定的，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但人君又不能被动等待，唯有德行自备，方能感动于天。汉化，天常降灾祸，求雨水、止雨水已形成一套成热的祭祀礼仪。后来，时任江都相的董仲舒还亲自撰写止雨文书，并将“除民所苦”明确写进其中。
——摘编自肖雁《西汉天命神学和儒学的选择及融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变化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天命观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封闭意识和自大心理，强化了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仅限于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参与等弊端也比较明显。因此，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容得失的历史过程，遵循着其内在发展逻辑。实践证明，近代中国文化的最终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孙守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刘家义《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进程加以简要评析。
（3）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当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