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一   孔子招收的学生大多数都出身贫寒，例如颜回，《论语·雍也》记载说颜回居住在“陋巷”，只靠一碗饭、一瓢水维持生活；又比如仲弓，他的父亲很贫困，家里连一小块地也没有；另外还有子路等人也都出身微贱，家境贫寒，但孔子并没有因此而拒绝收他们为弟子。

——摘编自陈顺珍《浅谈孔子的教育思想》

材料二   汉武帝兴办官学，但并未使私学停止，相反，私学在官学的影响下得到发展。许多硕学名儒，在未从政或任博士之前，一直从事私人教学，还有一些已经为官者仍然从事收徒教学之事。汉代私人教学从形式上分为“蒙学”或“精舍”（或称精庐）两种。蒙学即童蒙的地方，也就是启蒙教育。精舍是私人专门建立的教学基地，由当时的经师大儒创办，这种私学兴起于西汉，到东汉时特别兴盛，其普及程度在古代史上空前。精舍的学生都比较多，少则百十人，多则千人以上。

——摘编自曹新洲《汉代社会教育》

材料三   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播的结合，是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实现的，为了“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成为儒学发展的关键，因而理学自创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师道，重视通过教育讲学在民间传道。而书院开放式的教学模式和倡导的自由讲学，为朱熹、吕祖谦等人的学术辩难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南宋时期书院重视道德完善与人格教育，理学家制定了书院学规，如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强调求学的目的在于正已、修身，而非追求功名利禄。理学家的“弘教化”和“广设庠序之教”，使人才“继踵而出”，更重要的是可以“正以民心”，以达太平盛世之目的，于是官府大力支持书院建设，并逐渐将其纳入官办学校系统。

——摘编自王晓龙《宋代书院教育》

材料一   西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为保证嫡长子的纯洁性，周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周礼》记载：“王者立后、三夫人、九缤、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西周礼制还规定，男子二十岁“冠而列丈夫”，女子则十五岁为“及笄”，男女未成年不得成婚。《礼记·曲礼》记载：“男女无媒不交。”西周婚姻的成立，程序上必须符合“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在完成六礼后，婚姻关系才算成立。

材料二   汉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的教化和礼的调整作用，注重引礼入法。汉代不仅遵循一夫一妻制度，还强调和倡导女子从一而终。其中，汉代的“三纲五常”是伦理道德准则，也是立法的最高原则，其中“夫为妻纲”为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妻子必须遵循丈夫的想法和决定，以丈夫为尊。在结婚要件中，汉代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和“六礼”；汉朝从人性出发，认为男女年龄太小做父母是不理性的，鼓励晚婚。

材料三   唐代，由于当时社会风气开化，社会理念开放，以及受到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影响，唐代的礼俗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变化。例如：离婚比较自由；妇女地位较高。在婚姻成立上，《唐律疏议·户婚》记载“为婚之法，必有行媒”，说明“媒约”的介绍是唐代婚姻成立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唐律首次提出了同姓不婚、亲属不婚、良贱禁婚以及宗教民族等一系列结婚的禁止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