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日:“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刘为五行”。后又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日:“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乃始萌芽,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变者,乃见怪异以惊骇之。以此见天意。”“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摘编自蒋海兵<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发展》
材料二 作为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官方哲学——理学,它的演变和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和批判继承关系,但归根结底是后期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物。这种特定的、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形态,具有区别于其他哲学形态以及先前儒学思维形态的特点。它的兴起首先是作为国家秩序崩坏的替代解决方案,新儒学试图通过家族礼仪和教育,而非依靠国家,转变地方社会的道德生活。朱熹的下列著作是最具影响的新儒学代表作:《四书章句》《资治通鉴纲目》《朱子家礼》《童蒙须知》《学校贡举私议》《朱子语类》。
——摘编自张立文《论宋明理学的基本特点》
材料三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十分微弱、脆嫩,这一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如黄宗羲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补救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等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与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编自《中国文化概论》
(1)概括材料一中董仲舒的核心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先秦儒学相比,董仲舒新儒学的特色。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理学区别于先前儒学思维形态的特点,并分析其兴起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只能“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的主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