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朱熹认为，自古以来，圣人教人，莫不教人“明人伦”，以使之去“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为此，他要求学生先读《四书》，再读《六经》，并对这些经典多有注释，竭力宣扬封建纲常。他在长期教育工作实践中，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并努力将德育与智育合而为一。读书要专心、虚心和“识得大意”，若“东看西看，则此心已散漫了”，“虽卒岁穷年，无有透彻之期”。作为一位热心讲学的教育家，朱熹总结和发扬了古代教育思想的优良传统，对教育理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摘编自李邦国《朱熹的教育思想》
材料二 黄宗羲指出，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无裨于拯救国家危亡。理学家脱离时事，只是在那里矜谈妙语，游说无根。学校因“科举嚣争，富贵熏心”，已成为势利场所，失去了培养人才的作用。为此，他主张改革学校系统，扩大学校权力，使之成为各级政府的监督机构。在他看来，学科技的学生应与学《五经》的学生一样升迁，享受同等待遇。“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取士不应局限在科举制上，要为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的人多开辟出路，从而使朝廷尽可能搜罗有用之才。他在教育方面提出的新见解，对后世颇有启迪意义。
——摘编自韦齐发《黄宗羲教育思想初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概括朱熹的教育思想并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黄宗羲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材料一 厉、幽（周厉王、周幽王）之后，随着封建制度（分封制）松懈，礼崩乐坏，这种忧虑（崇德行、重人事，而以为天不足信的忧虑）更加严重。王纲解纽，诸侯相争，在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中，民为邦本的地位更加凸显，其含义也更加丰富。诸子勃兴，百家争鸣，带来古典思想的突破和繁荣，传统的民本观念，亦在融合新旧经验的基础上，而有系统化的构造和表达。
——摘编自梁治平《民本思想源流》
材料二 黄宗羲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反对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视天下为人君囊中之私物”，“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他还认为君主应该养民，教民，“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四民异业而同道”应使之各尽其心，从而达到天下大治。
——摘编自林红《黄宗羲民本思想的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黄宗羲民本思想的内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的认识。
材料 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古之征贵征贱，以粟帛为俯仰。其时之金银，与珠玉无异，为馈问，器饰之用而已。三代以下，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钱，故钱与粟帛相为轻重……故至今日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以为天下之大害……二百余年，天下金银，纲运至于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时，犹有商贾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来，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此其理尚有往而复返者平?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渴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壤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当今之世，宛转汤火之民，即时和年丰无益也，即劝农沛泽无益也，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诚废金银，使货物之衡尽归于钱。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1)根据材料，概括黄宗羲的主张并分析其提出该主张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黄宗羲的上述观点。
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并非“天下之法”，而“天下之法”应“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天下之人完全可据“天下之法”而评论天下大事，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更是义不容辞。黄宗羲一边大声疾呼“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一边又郑重地提出天子、郡县官等都要定期到学校，“入弟子列”恭听由学校所代表的“民意”。在一定意义上，将各级政府置于某种范围的“民间”舆论监督之下。由此，黄宗羲进而申言“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政府应鼓励“四方上书言利弊”。这样，言路广开，“民意”上达，自由评议受到重视，国事民情统为一体，政通人和就相辅相成了。“公其非是于学校”，为进步思潮之勃兴亮出了鲜明的旗帜。
——摘编自罗华庆《略谈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
材料二 孟德斯鸠明确指出，只有人民才可以制定法律，封建君主言出即法“是一种恶劣的立法方法”。立法权由人民集体享有，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他同时认为人民是根本不适合于讨论事情的，人民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议会－立法机关，立法工作才能完成。孟德斯鸠认为不应该广泛地从全体人民中选举立法机关的成员，而应在每一个主要地域由居民选举代表一人。“人民对自己城市的需要比对其他城市的需要了解得更清楚；对邻居的才能比对其他同胞的才能判断起来要正确得多。”孟德斯鸠认识到，已接受选民一般意志的代表在立法期间不必每件事情都要再接受其选民的特别指示。若事事征求选民的意见要以无限的拖延为代价，结果得不偿失。
——摘编自李建华、周建民《法的精神与法的规则－孟德斯鸠立法思想初探》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18~19世纪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在中国和西方的遭遇，并分析造成黄宗羲相关思想这一遭遇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