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材料一 朱熹认为,“至善”就是“事理当然之极(尽善尽美)”,其“得之于天而见于日用之间”,因为“得之于天”,又叫做“天理”,“天理”显现在事物之中,就成为“事理”,“天理”和“事理”是一回事。从道德的角度来看“理”就是“至善”,其主要内容为“仁、敬、孝、慈、信”等等。达到“至善”境地的方法就是“复天理、去人欲”,其标准就是“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改编自吕等雯《朱惠理解的“止于至善”及其可能内涵研究》

材料二 康德认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要遵守“绝对命令”,要奉行义务与职责;作为感性的经验者,个体希望自身能够幸福。因此,“德行”虽是至上的善,却还不是圆满的善,只有再加上“幸福”,才能构成“至善”德行是至善的第一要素,幸福作为道德的结果构成至善的第二要素,道德与幸福之间有一个存在。这个存在,使得自然不但与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法则相和谐,还与他的道德意向相和谐。有了这样的悬设之后,世界上才会有至善存在,而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是神。通过上帝之手将幸福与德行和谐地共存于“至善”之中。

——摘编自刘延苗、何炳武《康德与朱惠“至善”概念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