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将孔子比拟为古代希腊的大哲学家，认为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过着良善的道德生活。该书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世纪欧洲流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深受中国输入的陶瓷、丝绸产品的影响，具有纤细、轻盈和繁琐的装饰性。18世纪，法国人魁奈创立了重农学派，其刊物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在魁奈的敦促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898年，严复节译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并结合中国的时政分析，掺杂进自己的大量发挥，出版了《天演论》。是书将进化论的适用范围推向极限，痛陈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万古不易的天演定律，一经刊印便风行全国。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进化观念传入后，“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破壳而出，独立地发展起来，并从此确立了它们的统治地位。它们把自己活动的领域和研究的对象集中在人文方面，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它们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老子、庄子把所谓“天道”“地道”“人道”中的“道”抽象出来，实际上是被实体化了的普遍规律。荀子主张以“道”为“衡”，也就是主张以人们认识到的法则、规律为裁判、衡量一切的准绳。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

材料二   中国的理性主义在17世纪传入欧洲后，对启蒙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洛克的学生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表示：“有一种强大的光在全世界散播开来，特别是在英国和荷兰这两个自由国度……文学与知识必将空前地大步前进”。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的旗帜，这场运动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提出广泛批判，力图通过传播知识来改善人类状况。欧美启蒙思想家大多持世界主义的观念。他们谈论的只是全人类，认为他们提倡的原则也适用子全人类。他们都怀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反对宗教上的蒙昧主义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大多把英国视为理想政府的典范。

——摘编自齐世荣总主编《世界史·近代卷》等

材料一   实学教育一派在明清两朝，即使出现官方扶持的情况，也不能占据主要位置。占统治地位的仍是理学与心学。不过，实学由于其主流反对理学、心学的空疏虚浮，倡导功利主义思想，有利于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民主进步思想的形成，因而无疑体现了儒学的一个方向，客观上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实学教育家的思想不过是有感于理学、心学于经济于政事无补、光培养虚妄空疏的人才的情况，而期冀以恢复先儒传统，重新振作儒学经世致用一端罢了。

——摘编自林李楠《西学东渐与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变革》

材料二   在这个文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中，15、16世纪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文化变革活动象征着一个新生命的萌动。但是旧的文化尚未死去，新的文化也未壮大，双方仍然相互撕咬着纠缠在一起。到了17世纪，宽容精神、国家主义和科学理性的勃兴已经基本上决定了这场旷日持久战斗的胜负，但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最终凯旋曲一直要到18世纪才被启蒙运动奏响。

——摘编自赵林《西方文化概论》

材料一   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之后，特别是17世纪，西方传教士在深入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敏思想的同时，也把西方各地的信息资料带回了欧洲，使西方人了解到不仅欧洲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地球上其他民族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哥白尼的“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和种种神学，以此为开端的科学革命乃至牛顿三大定律的提出，拓宽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伏尔泰提出了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史观，从而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放在了应有的位置。伏尔泰的史学观批判地继承了笛卡儿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上的唯理主义。伏尔泰举起理性主义大旗，并使理性主义成为他的文化史观萌生的哲学基础。此外，在《风俗论》中，伏尔泰进一步把视野投向整个世界，勾勒了作为整体的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生活图景。

——摘编自刘明《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思想管窥-以《路易十四时代》为中心》

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摘编自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