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注意力的焦点由那些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国家的重建，转到了设法结束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人所忍受的贫穷、愚昧和不公正，至今已近五十年了。

可是，当我们走进新世纪的时候，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跨越到第一世界，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依然远远落后。当人们看出，解决不发达问题之难超出了发展问题专家们当初的料想时，有两种解释开始在穷国的大学和政界以及富国的大学里占主导地位，这就是殖民主义论和依附论。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在国民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为它们的不发达状态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解释。有些国家，如拉丁美洲的国家，已独立一百来年而仍被称作“第三世界”。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表现形式是造成它们对列强的“依附”，这种“依附”论认为“周边”的穷国受到“中心”的资本主义富国的欺压。无论是殖民主义论还是依附论，今天都没有多少人相信了。现在一些学者、政治家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上的价值观和态度在促进或阻碍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文化研究有了复兴。有人提出了一个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的范式。

——摘编自（美）塞谬尔·亨廷顿等《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欧洲史学的转变

18和19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8世纪启蒙思想家热衷于撰写历史著作，后人往往把他们称为“哲人史学家”，并相应地把他们的历史著述称为“哲学式历史学”。“哲学式历史学”的史学编纂在空间上越出传统地域，开始把西方人目力所及的东亚和大洋彼岸、中南非洲等囊括到世界史体系之中，从而产生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史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而是整个社会和文化，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文化史。伏尔泰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时说：“我们应当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精神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艺术和祖国的事件。”

19世纪，欧洲史学领域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史学研究不再是文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属，而是变成一门自主的学科。很多史学家强调必须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各个民族，认为任何人都有权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他们相继整理出版自己民族的大型史料集，争相撰写本民族和本国的历史。同时，史学家们开始关注社会下层的历史，1850年，斯坦因的《1789年至今的法国工人运动史》和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问世。

——摘编自刘耀春《延续与断裂：启蒙运动时期到19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

材料一   这样的结论就是主张以法律为治了；建立（轮番）制度就是法律。那么，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该承认邦国必须设置若干职官，必须有人执政，但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是把全邦的权力寄托于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人民可以服从良法也可以服从恶法。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

材料二   孟德斯鸠认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人民应该拥有统治自己的权利，“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可是，他马上意识到在一个大国中实际操作的困难。又提出，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体现应该是选举人民自己的代表。从“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到建立由人民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是其理论中最具智慧的表述。他把自由分为“政治的自由”和“哲学上的自由”。特别强调自由是“可以说或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说或禁止写的东西”，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认为有效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政治自由和生命安全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摘编自李宏图主编《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