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伏尔泰十分赞赏中国通过科举和所谓根据个人品德才干遴选官员的制度。他在《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都有所谓举贤授能的论评,他认为中国皇帝是能洞察下情、任人唯贤的,因此不乏溢美之辞,称颂中国皇帝是:“以善良仁慈、行高德远而驰名遐迩的君主。”总之，“有一个开明的君主,佐以通过考试或由于德行而选拔出来的官吏,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人民”,这是伏尔泰从东方世界所看到的中国,确切地说是他从神秘而遥远的东方所“构想”出来的中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摘编自钱林森《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1901年8月,清廷颁布上谕,承认科举“流弊日深,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明确科举考试，引导士子、官吏重视政治与实事,以求真务实。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1905年8月,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引起中国舆论的.极大关注,立即废除科举制的呼声大涨。由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得到清廷的批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宣告结束。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材料一   以下便是英国法制所达到的地步：给予每个人以天赋的权利，差不多在所有的君主政府里，他们这些权利是被剥夺的。这些权利乃是：人身和财产的全部自由；用笔向国家提意见的自由；只能在一个由自由人所组成的陪审员会面前才可受刑事审问的自由；不管什么案件，只能按照法律条文和明确规定来裁判的自由；放弃英国圣公会信徒对某些职位的特权：信仰的自由。……在英国，一个外国人享受同样财产自由与人身自由；倘使他被人控告了，他可以要求在审他的陪审员中，一半是外国人，就是说不仅是英国人。

——摘编自伏尔泰《哲学通信》

材料二   1934年的5月的风暴打击，在一个新大黑暗时代的影响尤为深远。5月9日，从蒙大拿和怀饿明吹来的尘土在地面上飞旋着，被强劲的高层的风带着，向东南的南北迭科他两州吹去。更多的尘土被吹入气流中，直到35000万吨尘土飘向东部美国的城市地区为止。那一天下午的晚些时候，风暴到达了迪比克和麦迪逊，到了晚上，1200万吨尘土像下雪一样覆盖了芝加哥——城里平均每人4磅。……在大西洋上仍然有船只，有些在海岸300英里以外，在随后的一天或两天里发现甲板上有尘土。

——摘编自唐纳德·沃斯特《尘暴》

材料一伏尔泰认为，国家的法律应该充分体现和保护公民自由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财产私有权。财产私有权是人在自然状态下就拥有的一种天赋权利，保护公民的财产私有权，会促进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富裕和繁荣。伏尔泰写道：“自由和财产是英国人伟大的理性声音……是自然的呼声……地产的所有者种植自己的世袭土地比种植他人的土地要好。”但卢梭却认为，私有制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他并不是永恒的。“当他们仅从事一个人能单独操作的工作和不需要许多人协助的手艺的时候，他们还都过着本性所许可的自由、健康、善良而幸福的生活，并且在他们之间继续享受着无拘无束的自由交往的快乐。但是，自从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自从人们觉察到一个具有两个人的粮食的好处，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现了。”

——摘编自宋全成《欧洲启蒙思想中的两大派别之比较—以自由平等观为例》

材料二在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私有财产权利能实现保护个体权利的重任。然而，财产所有者毕竟不是社会的全部。作为人类的一员，贫乏者本该享受自然的馈赠，如今在私有财产权利的法权限制下却无法获取正常生存所需。劳动创造了私有财产，但对于弱者来说，劳动成为奴役的工具。劳动能为财产所有者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他们用这些他人劳动创造出的数量更大的财富稳固实现对劳动者的奴役。个体不是生活在孤立的现实中，仅仅保护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扩展源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并最终作用于个体，使其停滞不前。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扩张源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如若将人类的共同体打散成孤立的原子，这样缺乏交往的状态只会带来固守与蒙昧。

——摘编自吴杰《近代西方私有财产权利观念的考察与思考》

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拔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材料一 普罗泰戈拉从具体感性的人出发，提出了“感觉即知识”的观点，“感觉是对于存在的感觉，既然它是知识，也就是无误的”，那么，像神的存在“我们是不能承认其真实性，对它只能存疑”。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的本质存在于概念思维中，个人的感觉知识是不确定的，“如果我们以眼睛看着事物或者试想靠感官的帮助来了解他们，我的灵魂就会完全变瞎了，我想我还是求援于心灵的世界，并到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更好些”。这种知识论反映在实践理性上，他把对“善”的目的追求和对真理的追求统一起来，实现哲学和伦理的一体化。

——摘编自马良、朱晓明《古希腊哲学的知识论轨迹探寻》

材料二17-18世纪中国文化在法国受到推崇。伏尔泰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里找到了他进行论战所需要的理论。中国在他心目里乃是政治和哲学的一种典范，是反对旧制度之下贵族特权的一面崇高的旗帜，是投向耶稣会和一切宗教迷信的一把利剑，因此中国文化成为伏尔泰抨击旧制度和专制主义的重要武器。伏尔泰讴歌和赞美中国的体制、文官制度、伦理道德，他惊叹：早在四千年前，我们还不知读书识字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知道我们今日拿来自己夸口的那些非常有用的事物了。

——摘编自艾丹妮、何兆武《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与中国文化》等

材料一   由秦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转变为汉朝的“行仁义，法先圣”，汉初的陆贾实有首创之功，继之者是贾谊，到董仲舒实现了这一转变之大成。这些汉儒们，一方面是以先秦儒家的仁义、民本等思想为主导，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先秦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陆贾多次劝说刘邦尊儒，指明秦亡的教训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陆贾的话打动了刘邦，避让陆贾著书以明仁义。贾谊则提出：“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恍，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カ。カ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而董仲舒又将"大一统”用于思想文化方面，就是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因而被汉武帝所纳，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

——摘编自李存山《汉初的尊儒——从陆贾到董仲舒》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化给予启蒙思想家们的影响，是与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的。伏尔泰说：“所谓专制或专横的政府，是指君主可以随意夺走一个人的财产和生命。如果说曾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便是中国。"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是以法治国，儒家经典所宣扬的伦理道德和礼仪习惯便是中国法律的基础，他们进而指出，由于这种以父权为本，以亲子关系为基础的法律符合自然规律和理性，因而能将道德、宗教、习俗、礼仪和伦理为一体，在全国统一施行.使儒、释、道三家彼此相安无事，既无需按封建等级制度建立教会，政权因而也不致受教会左右。启蒙思想家虽然从自然神论的角度把儒家思想解为一种宗教，但把它与愚弄人民的基督教之类的宗教做了严格的区别。

——摘编自许明龙《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材料   伏尔泰一直是卢梭心目中的导师，“有朝一日成为被伏尔泰注意的作家”是青年卢梭的梦想。1755年，卢梭把自己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寄给了伏尔泰，这本来是启蒙时代重要的思想成果，与伏尔泰的理性精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伏尔泰没有能读懂卢梭，他在给卢梭的信中说：“至今还没有人如此煞费苦心地要让我们与禽兽同类。读了您的著作，人们意欲四足爬行。不过我失去此习惯已逾六十年之久，复习恐怕力不从心。”随着两人在思想争鸣上的加剧，双方的关系逐渐恶化。1760年，卢梭给伏尔泰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先生，我一点也不喜欢您，我是您的门徒，又是热烈的拥护者，您却给我造成了最痛心的苦难。”“总之，我恨您……别了，先生。”

——摘编自亨利·古耶《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

材料一   17、18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则拿出了……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17、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中国风”，中国的文法、典籍、儒教、建筑风格、工艺美术、绘画、瓷器技术大量传入西欧，尤以政治制度影响巨大。伏尔泰说：“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最美好的制度。”他还赞美孔丘“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并相信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且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   较晚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卢梭等指出真实的中国根本不如尊孔人士想像和描述的那么美妙，他们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毫无制衡的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揭露。

——摘编自庞忠甲《论儒学的国际影响》